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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竞彩投注app哪个好一直秉承诚信可靠,服务周到的企业宗旨为广大游戏爱好者服务,是您值得信任的娱乐品牌,平台在线保证24小时在线服务携程您的财富道路。澳门网上赌彩网址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很像男人,为什么会有“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中国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 当然,也仅仅只是“有点”,只是“不大像”,只是“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而已,倒还不至于阴阳倒错、“不男不女”,弄到“不是”的程度,更非“全都如此”、“历来如此”。 但这实在已经够窝囊的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历来重视两性关系,强调“男女有别”的,也就是说,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而言,原本是希望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的,但强调来强调去,却南其辕而北其辙,始料不及,事与愿违,弄出诸如“男的哭鼻子,女的骂大街”之类的倒错现象,或“女无魅力,男易阳痿”的尴尬事体来,岂不是讽刺,岂不是笑话? 如果仅仅只是笑话,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作为国民基本素质的直接体现,它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因为富强的国家只能由文明的国民来建设,昌盛的民族也只能由健康的人民来构成。男人倘若不像男人,则国将不国;女人倘若不像女人,则族何以存?我们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真可谓灾难深重。灾难的原因,当然人所共知:百年血战,罪在西方列强;十年动乱,罪在林彪江青。但是,不少人在面对列强时的如同犬羊,面对同胞时的如同虎狼,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和前面说的“男人不大像男人,女人不大像女人”有点关系呢? 显然,这就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比方说,要知道我们的男人和女人是怎么样的,就必须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而要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又必须研究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中国的男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被描写、被表现、被推崇、被欣赏、被当作“正面形象”予以刻画的男人,大体上无非三类。 这一类艺术形象,是所谓“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比方说,《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在戏曲舞台上,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都必须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听起来与旦角没有什么两样,可见连语音也女性化了。他们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红齿白,眼如秋水,眉如青黛,和旦角的妆扮没有太多的区别。有的时候,比如传统的越剧,或当代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扮演这类角色,大家看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更不觉得其与角色本身有什么出入。究其所以,恐怕就在于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这类戏曲节目,曾被我们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之处,无非娇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而已。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这类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只怕就没有什么“市场”,然而中国人却爱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许,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见犹怜,或恨不如他。 认真说来,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女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只能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男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同样只能证明他们已多少有点不像男人,甚至很可能还多少有一点“同性恋”的嫌疑。因为这类身材纤小、皮白肉嫩、没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娈童”的。而自古有“龙阳之好”的男人,其性爱对象也往往多半是这类“小白脸”。不过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无妨先分析一下这类男人。或者说,分析一下这类角色,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若之何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事实上,他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甚至带有强迫性质。他自己则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后“神迹”出现,老槐树“开口说话”,作媒作证,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这说明他只相信“天意”,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将长工期限由三年缩短到百日),而与财主打赌织锦时,他不但一点忙帮不上,反倒在磨坊里一个劲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他自己“胆小怕事”。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口中连连叫到:“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折戏,常可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但可惜人们往往忘了,这台“好戏”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应该说差不多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通病”。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谨小慎微、小心防范,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的教育。什么“吃饭防噎,走路防跌”啦,什么“瓜田李下,注意避嫌”啦,等等。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地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万岁爷”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他有胆,敢于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更敢于为此追求,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而解救崔家厄难,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应该说,在这类“奶油小生”中,他算是颇有些侠肝义胆又能运筹帷幄的一个,比起董永、许仙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及至第二次见了红娘,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取妻”云云,简直是傻得可以,当然也就被红娘抢白了一通,弄得灰头灰脸,好没有意思。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的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词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词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比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决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什么事,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封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玉女和蛇仙,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也就是说,要有“阳刚之气”。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指体力,同时也指智力。或者说,主要是指意志力,包括中国古代常说的念力、定力等。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心理?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可惜,缺乏责任感的男人,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还真不少见。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不少是“胆小怕事”的。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们的胆小怕事,原本就因为怕负责任。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毋宁说也还算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表现。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完全“理无可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还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忍性、定力,倒还算可以。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也许实在因其“太不像话”,所以这个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里,便已判若两人,成了一个虽不免有些脂粉气,但好歹在人格上还算男人的精神。 应该说,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最能看出一个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仅表现于“性能力”(太监无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现于“责任感”。性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应该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但由于女人原本力量较弱,而男人在性行为中又往往是主动进攻求爱者,所以男人还应多负一点责任。如果男的竟将责任都推到女方头上,或在出事之后要受惩处时,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牺牲品,那么,哪怕他别的什么功夫再好,也应说他“不算男人”。 如果说前面那些胆小怕事、少有见识、软弱无力又怕负责任的形象是“无用的男人”,那么,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第二类形象,便无妨称之为“无性的男人”或“无情的男人”。 这些与前类形象处于另一极端的人物,是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的赖,要么是生离死别的哭,要么是棒打鸳鸯的坏,都与英雄无关。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与西方传奇的有英雄必有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英雄救美人,美人爱英雄的套路也大相径庭。当然,我们并无意混淆爱情传奇和英雄传奇,而爱情传奇中无英雄,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英雄传奇中没有爱情,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因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咱们中国的英雄,总不成没人爱吧?事实上,李师师就对燕青有意,潘金莲也倾心于武松,可惜都只是“剃头的桃子一头热”。这不能归结为潘金莲爱武松、李师师爱燕青这类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因为即便“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英雄传奇中也是不见描写的。比如周瑜与小乔,一个是青年统帅,一个是江东名媛,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事。仅仅只是苏东坡的一句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就不知可以激发后人多少联想和神往,然而却并无故事流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的风流只在战场,却不在情场。 宋江就曾说过:“但只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也就是“好色”。在江湖中人看来,一个英雄好汉,可以不守王法,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另攀高枝;但有两条规矩却不可逾越,一是不可出场朋友,二是不能贪好女色。 不能出场朋友好理解,不能贪好女色却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在这里,所谓“贪”、“好”、“近”、“女色”等等,全是模糊概念。它们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奸、强奸),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姻、爱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奸人妻女,固然不是英雄(而且是混蛋),即便只是与情人幽会,和老婆亲热,也算不得好汉。可见江湖上禁止的,并不只是通奸和强奸,而是一切男女关系。既然一切男女关系都在禁止(或不提倡)之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爱情,而那些心中暗暗爱着英雄们的美女,也就只好被“晾”在一边,没有她们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们,也就成了“无性的男人”。他们或者终身不娶,也似乎不曾有过婚外的性行为;或者娶了妻室也不当回事,好像根本没有性要求。比如宋江,初娶阎婆惜时,倒也曾“夜夜一处歇卧”(这后来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但后来便“渐渐来的慢了”,其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结果让张文远钻了空子,与阎婆惜勾搭成奸。卢俊义也一样,虽有妻室,但平日里也“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结果也让李固钻了空子,和他老婆“做了一路”。看来,梁山这两个首领,在这一点上都还不算太“过硬”。比较“过硬”的是晁盖等人,根本就“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多半是这一类。 真正“好色”的只有一个,即矮脚虎王英。不过这个人一点也不英雄。个子既矮小粗短,武艺也稀松平常,一点魅力也没有,决不会像武松那样让女人爱慕倾心,所以他只好下山去抢女人。宋江对他的“惩处”,则是把既比他漂亮又比他英雄的扈三娘嫁给他。这就颇有些像一个笑话:一个将军不吃鸡,部下犯错误,便罚他们吃鸡。结果,最好色也最不好汉的王矮虎,便成了梁山上最占便宜的一个。王矮虎是《水浒》男人中的一个特例,扈三娘则是《水浒》女人中的一个特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倒正好是“一对”。 就私人关系而言,李逵和宋江的感情最好。宋江说李逵,道是“他与我身上情份最生”;李逵说宋江,道是“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这种关系,梁山上人人皆知。所以,时迁和李逵一起去曾头市讲和时,便对曾长官说:“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而曾长官也因此果然不疑。也所以,宋江虽因李逵一再捣乱,三番五次要杀他,却终于未杀;李逵虽然对于宋江的投降路线一直不满意,一万个不情愿,却仍跟着宋江去投了降,甚至到最后,宋江为了自己“一世清名”,要毒死李逵时,李逵也只是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两人关系之密切,情义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甘愿由宋江剐杀的李逵,却有一次当真要杀宋江。其原因,则是听信了谣言,以为宋江抢了山下刘太公的女儿。这在李逵看来,是比写反诗或者投降朝廷都要严重得多的问题。写了反诗,无非是去做“匪”;受了招安,无非是去做“官”。官也好,匪也好,都还是人。倘若抢了民女,那就是畜牲。所以李逵见了宋江,先是“气做一团”,说不出话来。等燕青说完备细,便开口大骂:“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牲!”以李逵之敬重宋江,爱戴宋江,如果不是气愤到了极点,是骂不出这话的。 不能把李逵的这一气愤,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弱者或打抱不平。实在地讲,李逵不同于鲁智深,其实并不同情弱者,闲常也不爱打抱不平。你看他在江州劫法场时,滥杀了多少无辜?应该说个把两个弱女子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眼里、挂在心上的。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敬重、爱戴、值得为之一死的宋公明哥哥,到底是否果真不好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有怀疑,有担忧,曾经在心里打过折扣,这才一触即发:“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个酒色之徒。”可以说正是这失望,或者说,正是这怀疑之被验证,才使李逵有上当受骗之感,而愤怒也才达于极点。于是,悲愤至极之时,长期埋在心底的、对宋江在“女色”问题上的不满也随之脱口而出:“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表面上是以此证明谣言可信,实际上则不过是在发泄自己早已有之的“看不惯”。 显然,这场纠纷,对于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后事实证明了宋江并未抢掠刘太公的女儿,也就证明了宋江并不“好色”。而且李逵对宋江的私下怀疑,对于他娶阎婆惜养李师师等有“好色”嫌疑的种种不满,作为一种被压抑到心理深层的东西,也因终于说出而得到了宣泄。从此,李逵便将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跟着宋江走到底,为宋江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乃至跟着宋江去投降。 然而,也许任何人(包括李逵自己)都不会想到,李逵的内心深处,并未果真因此而变得轻松起来。相反,“替人夺回女儿”一事并未了结,反倒成了李逵心理深层的一个“情结”。 这个情结终于在第九十三回变成了李逵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李逵梦见的都确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受天子嘉奖,杀四大奸臣,见到自己死去的老娘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梦又是由这样一个梦开头,——李逵闯进一家庄院,正碰见十几个强人要抢别人的女儿,于是李逵便把这十几个强人一连七八斧砍翻在地,救了那一家三口。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这种好事,李逵先前也曾作过,比如帮刘太公夺回女儿等等。如果其梦至此为止,也不过只是一种“英雄回忆往事”罢了。蹊跷的是,在这场梦中,却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从末出现的结局——那被救女子的母亲,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亦即那个被救者嫁给李逵。这可真是闻所未闻,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连梦中的李逵,也被吓了一大跳,触了电似地跳起来叫道:“这样腌臜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说完,便逃出门去。 这个梦实在是《水浒传》中难得的真实的一笔,因为它真实地告诉我们,以李逵为代表的“无性英雄”心中,其实还是“有性”的。只要是生理正常的人都有性的要求和冲动,没有才不正常,才是变态。所以,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被救之女出于感恩或出于仰慕,要嫁给李逵,或者是李逵梦见了这种事,都很正常。李逵梦见这事,说明他自己内心深处,多少有点希望能有这样的事出现。而且,按照常规、常理、常情,这种事也应该出现,或者说不该不出现。然而,生活中又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所以李逵就会做这样的梦。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不贪女色,不图报答”的好汉,他又决不能接受这种把被救女子纳为妻室的安排,哪怕他们两人果真一见钟情也不行。这两方面的要求或冲动是那样地强烈,连李逵自己也吓了一跳,只好夺路而逃,并在梦中继续去杀人。看来,像李逵这样压抑了性需求的所谓英雄好汉,最终都将只能变成一架机器:或者是杀人放火的机器,或者是喝酒吃肉的机器,至多也不过是“做好事”的机器。 也许,像李逵这样“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的人只是少数,但江湖好汉大多不看重女色,却也是事实。他们或者根本不去想它,或者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总之是看得很淡。他们也许会说笑调情(如武松),也许很风流倜傥(如燕青),但都不会“动真格的”,武松在十字坡说“风话”,那是为了骗孙二娘下手;燕青在东京城弄“风情“,也只是为了引李师师上钩。燕青曾对戴宗说:“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所以他虽搬到李师师家去住,李师师也有意于他,却也终于井水不犯河水,让李师师白盼了一场。 英雄好汉们的“拒色”,其原因也许是相当复杂的。比方说,认为“色欲伤身”,近女色会妨碍练武,或者因为江湖上风险太大,而女人只会添乱、坏事等。但有两种观念,无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种观念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可以作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这大概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因为历史上那些儿女情长的英雄们,差不多也都是英雄气短的。他们或者是失败的英雄(如项羽),或者是短命的英雄(如周瑜),或者是成问题的英雄(如吕布)。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有女人疼、有女人爱,甚至有女人为之献身。而且,这些女人还都是大美人,如项羽的虞姬,周瑜的小乔,吕布的貂婵。然而,这些美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反倒给他们惹来大麻烦。小乔给周瑜也给整个江东引来了刀兵之祸,因为据说曹操引兵南下攻打东吴的动机,是要掳去江东二乔,藏娇于铜雀台上,而周瑜也就在这场战争中短命身亡;貂婵害得吕布身败名裂,作为专杀义父的不义小人,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又因此而被杀身亡;虞姬则在项羽兵败垓下时成为累赘和负担:“虞兮虞兮奈若何,”多少影响了项王的斗志和谋略吧?最后只好自刎于乌江。这几位,都是儿女情长的英雄,结果都英雄气短。那么,中国的好汉们,要想保证自己“英雄气长”,便只好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儿女情短”。 可惜,儿女情这玩艺儿,寻常是短不了的。一旦粘上,便难免缠绵。于是,中国的英雄们,又只好“矫枉过正”,干脆割断儿女情,不去沾女人的边儿。 第二种观念是“好汉不好色,好色非好汉”。这是前一种观念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中国的英雄好汉们既然已下决心割断和告别儿女之情,那么,不割舍此情的,便不再是英雄,而只是狗熊或孬种。甚至,再进一步,还多半可能是流氓和歹徒。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英雄和别的什么事物一样,也要有自己的对立面,并因这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世上之所以有英雄好汉,是因为世上有坏蛋孬种。英雄好汉身上有的,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没有的;英雄好汉身上没有的,则又必是坏蛋孬种身上有的。英雄好汉们既然“于女色上不十分紧要”,则坏蛋孬种必“十分好色”;英雄好汉们既然“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则坏蛋孬种们必“精于此道”。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些心中想着女人,能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示男性的性特征和性魅力的人;那些有性欲,有性感,有性能力和性技巧的人;那些精于女色手段、房中技巧、性爱艺术的人,不是败类便是匪类,不是奸人便是小人,不是讼棍便是恶棍,不是文痞便是地痞,比如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之流。西门庆之流是流氓恶棍,这没有问题。西门庆之流死有余辜,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偏是西门庆这样死有余辜的流氓恶棍,才具有性魅力而让女人拱动春心,才具有性能力而让女人大得快感呢? 这无疑牵涉到中国文化对性、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只能在以后慢慢细说。要说的只是,把性作为一种“专利”让给坏蛋孬种、流氓恶棍,其实不是一种好事。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实在让他们“太占便宜”;对于好汉们而言,又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依照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只有当对方存在时,自身才存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男人了。所以,心中没有男人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心中没有女人的男人也不是好男人。好汉们为了当英雄,结果却丢掉了(或部分地丢掉了)男人的身份,是划得来呢,还是划不来呢?甚至连带中国的女人,也只好自认倒霉,死了那份爱慕英雄之心。因为中国的英雄都不爱或不能去爱女人。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 除了李逵一类的江湖好汉几乎无一例外地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外,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也差不多一样地“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帐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便是本书要说的第三类男人。他们当中相当多一部分,无妨称之为“无骨的男人”。 如果说第一类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奶油小生”,第二类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花脸净角”,那么,这第三类形象在舞台上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宏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者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者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者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者驰骋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权术,觊觎国宝者,要干的,也是男斧们的勾当。 说起来,这一类男性形象,原本应该是颇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为他们既不像“小白脸”们那样地无用,又不至于像“黑旋风”们那样地无情,照理说应该成为“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也颇长的理想人物。然而遗憾的很,这类人物的麻烦更大。因为他们大多和第二类人物一样,相当“无性化”,而且有不少人又和第一类人物一样,相当的“女性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类男人的女性化,是彻里彻外的,从外貌、言行,到性格、心理,都相当的女性化;这一类男人,则只是内心世界女性化,不认真分析,还看不出来。 在这方面,刘备算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文韬不如孔明,武艺不如关张,唯一的本事就是会哭。“潸然泪下”、“涕泪横流”是他的拿手好戏;“放声大哭”、“泣不成声”是他的惯用伎俩。他借了东吴的荆州不还,鲁肃一来讨,他就哭,哭得鲁肃心里酸酸的,再也开不得口。这虽然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但此计能够奏效,也是看准了两点:一是刘备会哭,二是鲁肃怕哭。一个有女人本事,一个是妇人心肠,都够女人气的。 历史上会哭的男人,当然决不止于刘备一个。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会哭,而且都必须会哭。他们写给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临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类的话,而在朝堂之上当众哭将出来的事,也不少见。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的衙门、营帐里,也许十分威严,相当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面前,便立马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奖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则便是奸臣。 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这样的话:“父母有过,谏而不逼,”“三谏而不听则告泣而随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回。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那就哭!这岂不是公开教唆以哭为手段么? 所以,中国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不会哭、不爱哭的。因为非哭不足以证明其忠,非哭不忠心证明其正。尤其是当父亲过世,皇上驾崩之时,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来,叫做“苫次昏迷”。结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们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与之相对应,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始,到前不久还风靡一时的台湾言情小说。眼泪都是其中常见之物。什么“泪眼问花花不语”啦,什么“泪珠不用罗巾挹”啦,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啦,什么“初闻涕泪满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最有豪气的说法,也不过只是“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直到建国以后,由于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总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某邻国,其电影中的民众,仍热泪盈眶当作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哭,也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哭不得。但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便不免有些女人气了。 这类人物女性化的证据之二,便是他们大多“善跪”。和“哭功”一样,“跪功”也是这类人物的基本功,从小就训练惯了的。不但见了父母、长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见了朋友、敌人,甚至俘虏,有时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虏,从清风由跪拜秦明始,到后来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扑翻身子,纳头便拜”。但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本是大罡星之数,自然凑合”。宋江的跪拜,只显得“义气深重”,大家没有话说。但一百零八人聚齐以后,宋江抓住了官军将领,也如法炮制,就说不过去。因此梁山好汉,也有私下里杀俘的事。可见到后来,好汉们也觉得宋江动不动就“躬身下拜”,未免窝囊。 当然,跪拜原本是中国人的礼节,和当今的鞠躬握手一样,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没出息的表现。比如武松等人见了宋江“纳头便拜”,就只是仰慕敬重,恭敬谦虚,并不失英雄身份。没出息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跪在女人面前,大叫“娘子饶恕小生则个”,或“娘子可怜见小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红娘,前前后后跪了好几回。不过前已说过,这类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们的膝盖发软,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多少会几下拳脚的,也跪女人。当潘金莲问他“你真个要勾搭我”时,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结果,“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可见女人还真吃这一套。所以,中国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个雅号,叫“床头柜(跪)”。另一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跪倒在男人的面前,并扬言对方如不答应,就决不起身。这实在本应只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挟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国男人的专利,不但忠臣孝子一类的人物频频使用,个别情况下,江湖好汉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这种又哭,又跪,又趴在地上不起来的做法,与张生一类人物其实并无两样。不同之处仅在于:张生、许仙等人是跪在女人面前,向着女人哭诉;刘备、宋江等人则是跪在男人面前,向着男人哀求。跪在女人面前,固然“掉价”,显得“不像男人”,但跪在男人面前,岂不“更像女人”?可惜大家好像又不觉得。 事实上,中国男人的“软骨病”,便多半是这种“哭功”和“跪功”培养出来的。试想,一个从小就会哭会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么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志,不屈节,顶天立地,敢作敢为?不要说当什么英雄好汉,便是要被称为“成年男子”,只怕都成问题。因为这种以跪倒尘埃、泪流满面、赖在地上不起来的方式,来“感动”或“要挟”对方的做法,如果要给一个最高的评价,大约也只好叫做“撒娇”,那么,谁最有资格撒娇呢?大概只有女人和孩子吧! 中国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点像女人,或者多少有点像孩子,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可以让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心”或“责任感”。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西方的男人,一般说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他们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松们向宋江下跪一样,只是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只在“求爱”时。一旦获取了芳心,便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女人的责任,不惜为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谓之“骑士风度”。 一般地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的男人可没有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只有“大老爷们作风”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无赖行径”。就拿男女二人私通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时,往往是男的主动。或吟风诵月,或挤眉弄眼,或说风话挑逗,或用重金收买,或者“跪倒尘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总之是大献殷勤,极尽媚态,十分下作。可是,一日“东窗事发”,要出事了,却又吓得龟孙子似的,一点主张也没有,半分责任都不敢负,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 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很。比如《红楼梦》里迎春的丫环司琪,与表弟潘又安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在园子里私下约会了一次,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留了些传情表意的信物,其实并未“私通”,也未“事发”,仅仅是被鸳鸯撞见了,而鸳鸯又既不曾也不会告诉别人,便把潘又安吓了个魂飞魄散,连招呼也不和司琪打一个,就先一个人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司琪“又急又气又伤心”。最后事发,也仍是司琪一人顶罪,一人受罚。按说这种事,正如司琪所说“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的,然而那男的竟一个人先逃之夭夭了。我们固然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一个小厮,抗不住贾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琪也不过是一个丫环,就抗得住贾府家法么?潘又安倘不逃走,虽然于事无补,但至少司琪心里要好过些。然而终于是逃走了,难怪司琪要怨道:“真正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 其实,漫说是潘又安这个小厮,便是西门庆那个恶棍,在武大郎来捉奸时,第一个反应也只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却让潘金莲去顶门。生活中甚至有这样的事:来捉奸的不是女人的亲夫,而是别的什么流氓或闲汉,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笔“交易”,那奸夫多半也会同意,或默许,或自顾自逃走,任由自己情妇,去被强奸或轮奸。这就不但没骨气,不像男人,简直连畜牲也不如了。 所谓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有这等下贱行为,因为他们多半不通奸,也就无奸可捉。但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样是既不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同时也完全没有保护女人的能力。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或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没法子,中国的女人,便只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过她们的办法,亦不过“拼命”而已。或者以自尽相威胁,或者果真一死了之,总之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中国古代的“烈女”,会如此之多。中国古代之所以多有“烈女”、“烈妇”,仔细想来,除了那时没有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又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外,还因为她们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姬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这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比“始乱终弃”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还要更加没有道理。因为一男一女偷情做爱,毕竟还是两个人都该负责的事,而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使要破坏,要捣乱,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力的女人,如何能对天下兴亡、国家成败负责?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该慈禧一个人负责,因为当时腐败无能的,是整个清政府,并不只是哪一个人。然而整个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 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古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妇征西”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青州城内,文武百官,个个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作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做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楞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决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阴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看来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着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性”,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 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三类男人,一类是女性化的,一类是无性化的,还有一类是半女性化半无性化的。如果他们果真是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则中国的男人,岂非就“不像男人”?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这三类人物似乎并不能说就是中国男人的代表。比方说,占中国人大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方面,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们,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样女性化和无性化。要言之,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并非无性化或未必女性化的男人们,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是无性化或女性化的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情。但似乎可以肯定,它很可能与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地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则可能是造成无性化和女性化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相对皇帝而言,都必须多多少少具有阴柔的性质,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也将自己“臣妾化”。事实上,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的同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最后,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阴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而儒家虽被标榜为“刚柔相济”,其实是相当无性化的。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性化,爱“道德”的白面书生女性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性与女性之间。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实际上,它们的文化内涵要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大老粗”其实并非又老又粗,“小白脸”也不仅仅只是皮肤白嫩、而且姣好。准确地说,这两个词代表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倾向,其中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缘由,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一般说来,“大老粗”的本意,是指“粗俗而不文雅”的意思。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时也被用来作谦词。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们的自称“大老粗”,早已从“谦虚”变成了“炫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大老粗”。有资格自称“大老粗”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和建国革命队伍中的男性成员。他们或者有根红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经考验的履历,或者有当家作主的豪气,因此有资格把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改造为褒义,而一个不具备上述资格的人,比方说,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从末参加过革命斗争,如果也来自称“大老粗”,则显然是“自不量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哄笑。 革命队伍中,为什么有人要自称“大老粗”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显然因为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工农兵在旧社会,是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失去获得文化知识的机会。在这时,“上流社会”称他们为“大老粗”,无疑带有一种鄙视的意味。但是,现在社会天翻地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鄙视的当家作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则被“打翻在地”,这就很自然地会使“大老粗”一词也同时“翻身”,由贬义在则一变为褒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来实现的。相反,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旧营垒旧政权的“文化程度”也许较高,却都不堪一击。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过去那种评价体系看来并不正确,而当一个“大老粗”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荣。 这种新文化取向无疑是针对旧文化的,而旧制度在革命前夕,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调则正是一种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萎靡之风。这种风气在中唐以后便已开始形成气候,以后甚至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其间虽然有蒙满两个民族两次铁马金戈的南下冲击,却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倒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差不多一个个都由骁勇剽悍的骑兵猎手,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喝茶溜鸟的八旗子弟。最后,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个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绿营兵勇,则成了不堪一击的银样蜡枪头。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可见,即便从拯救民族危亡、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也必须致力于开创一种富于阳刚之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没有这种气质,根本就不可能参加革命,即便参加了也会叛变,更何况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与之相对应,革命文化的气质也是阳刚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哪里能够文质彬彬、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所以,当革命者们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时,阳刚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流文化。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情调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是阳刚的,后者是阴柔的。就拿新闻传媒的情况来说:大陆报刊社论总是写得大气磅礴,义正词严,刚劲十足,而港台报刊的政论则往往小里小气甚至女里女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个嗓音醇厚洪亮,语气庄严肃穆,中气十足,先声夺人,而港台广播则给人一种娇声嗲气的感觉。在八十年代以前,后者曾经是大陆人民嘲笑的对象。当然,“阳刚气”并不等于“大老粗”,但“大老粗”比“小白脸”阳刚,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当一种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新形象尚未建立,只有“大老粗”和“小白脸”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时,人们倾心于“大老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汉语言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粗这个字也不例外。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鲁、粗糙、粗暴、粗劣等义,也有粗犷、粗豪、粗壮、粗中有细等义。当人们视为“大老粗”为贬义时,是取前义;而视“大老粗”为褒义时,则是取后义。 因此,当人们视“大老粗”为褒义,并以此相标榜时,其涵义便意味着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这里面无疑既具有革命文化和军旅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色彩,是一种在北方农村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革命军事文化形象。这种文化形象的诞生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系由武装斗争夺取胜利。其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其根据地则主要在北方农村。中国北方原本有任侠尚武的传统,农村文化原本就比较厚重朴实。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革命战争的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就必然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种新的文化类型确实给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直到现在,五六十年代大陆文艺作品中的许多形象,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其文化魅力。但是,北方文化的传统中,毕竟历来就有一种无性化倾向;而革命军事生涯,也确实顾不上侈谈爱情,更容不得卿卿我我。战争,甚至是必须让女人走开的事情,哪里还能讲什么花前月下,钟情怀春?所以,这种新文化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性化”特征。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文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和英雄形象,差不多都是不谈爱情、没有恋人,甚至没有配偶的,更遑论以其爱情故事为主线了。也许,只有《柳堡的故事》和《冰山上的来客》是例外,但这两部电影后来都受到激烈的批判,被禁止上映。而《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恋爱,则在改编为《智取威虎山》时删去。《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化(吴琼花)原来据说与党代表有过那么一点意思,后来也被修改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到了七十年代,大陆文艺舞台上已不知爱情为何物,男女主角(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等)一律无性化,人与人之间好像只是“同志关系”(或“敌我关系”),而不存在“男女关系”。 与之相对应,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一律无性化,不是“同志”,但是“师傅”,连夫妻关系也被代之以无性别差异的“爱人”。而恋人、情人则被代之以同样无性别差异的“朋友”。从动机上讲,这大约是要提倡新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但从效果上讲,这些称谓又无意中抹煞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塑造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造成了人的无性化和中性化。这大概又是倡导者们始料所不及的。 当全新意义的“大老粗”以其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而一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时,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男性形象——“小白脸”,显然是吃不开了。他们往往只能被当作嘲笑或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革命文艺作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白脸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销声匿迹。事实上,小白脸的形成,也有历史与现实、地域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小白脸”好像是一句上海话,或者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词语,主要指那些皮肤白皙、面目姣好、温柔多情、小巧细腻,类似于越剧小生那样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则鄙夷地称之为“奶油小生”。不难看出,与“大老粗”代表着一种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脸”则似乎代表着一种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观,那就是爱清洁、讲卫生、尚修饰、重衣冠,注意文明礼貌和文化修养等。所以,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男子,大都皮肉细嫩,眉目清秀,头发整齐,下巴光洁,全身上下香喷喷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文雅,甚至“娇声嗲气”。所有这些,在北方的汉子们看来,就是“小白脸”、“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 这当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无道理。前些时,甚至连某些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男子,也觉得自己“不像男人”,并摹仿北方汉子们,也留起头发和胡子。但结果,正如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所说,却往往令人有“不像”之感。这就未免令人尴尬了。事实上,北方的汉子或“大老粗”们视江南的小生为“不像男人”,还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相貌(小白脸)和语音(娘娘腔),也许更在于他们的“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由于江南一带长期偏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政治风浪的波及和革命战争的洗礼,加上现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经济实惠等因素,这个地区也确有远离政治过小日子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从事整治军事斗争才是男人,也不认为作家务就只能是女人的事。但毕竟,政治总是“大事”,家务总是“小事”,而且是一种琐碎、平庸、不大摆得上桌面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太会”做家务,或“迷恋”做家务,把它当做一天当中甚至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来对待,便不免会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们实在很难设想,一个一面摇着摇篮,一面打着毛衣,一面琐琐碎碎地唠叨着市场的菜价,或絮絮叨叨地翻弄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闲话,竟会是一个“男人”。 于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事实也是如此),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事实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体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脸也代表不了全体南方人或市民们。这两个词,不过只是对两种文化类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而且多少也掺杂了一些文化偏见。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比方说,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里也许只能叫做“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细”,在北京人看来没准就是“小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大老粗和小白脸,确乎曾经一度是中国男性的两种典型形象。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国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女性化的问题似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像和人品都和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这只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么?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不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决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为上海男人被看作或说成“小白脸”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根据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比如“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等等。可以说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些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做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谓之“幽默骗取好感,宏观畅谈人生,痛说革命家史,单刀直取目标”。然而还真有因此而成功的。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做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是有着它的文化背景的。这类“男子汉”的原型,其实就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这类英雄好汉,也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斯”、“撮鸟”、“打甚至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男子汉”的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就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自然、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苟如此,岂非北京的男人,也要“女性化”了? 也许,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那么,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又如何呢?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骑士并不等于侠客,体育并不等于武术,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在国与国之间距离逐渐缩小,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已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事情。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孝敬公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往往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连饮食,也要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比方说,顺从丈夫,当然包括满足丈夫的性欲在内。但是,一个贤妻,又必须“不淫”。“不淫”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地性生活,被认为是有亏男人身体的事情。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呢,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听话”;答应,则是“不要脸”。总归是女人不好。于是,那些贤妻们只好这样处理:对丈夫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以免背上“顶撞”的罪名;自己则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的魅力,以免背上“淫荡”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的贤妻,多由缺少女性魅力的人来“担纲”,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虐”。比方说,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还没开口,就把人给他开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丢了人格又丢了脸,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当上“贤妻”。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是,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事情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决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放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便可能恨不得一辈子都变成生育机器。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地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的少妇,更具有性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比方说,一个二三十岁的少妇,原本满可以在丈夫面前撒撒娇的,而且这也是增加女性魅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显然与良母这个形象相悖。世上只有撒娇的孩子,哪有撒娇的妈妈呢?没法子,为了当个“好妈妈”,只好放弃自己的儿女情、儿女态。 事实上,中国的良母虽然按规矩必须由贤妻升格而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是良母的成分要大大地超过贤妻。甚至,一个女人,只要被公认是良母,则一般都不会有人对她的贤妻身份表示怀疑。 的确,中国的女性大都乐意也更善于做母亲,而不是做妻子。这种心理大概一半来自女人的天性,一半是她们自己母亲的言传身教所使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少有机会外出上学,有的连外出玩耍的机会也不多,她们的天地就是她们的家庭,而中国传统的家庭又实际上是由一位或几位母亲来主持的。所以,她们的母亲就是她们人生课堂的启蒙教师和权威指导者,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影子。无疑,她们很少能够看到母亲如何做妻子,更多地是看到母亲如何做妈妈。这就使她们对于做母亲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乐趣,至少会认为理当如此。 因此,中国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做姑娘时就表现出母性来,比如对幼小的弟妹,或者对鳏居的父亲,都会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样的女孩,结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甚至对于自己的丈夫,也往往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保护,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安享其福。如果所嫁的丈夫比自己小,这种溺爱程度还要加码,因此又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抱不抱得到金砖很难讲,但她把丈夫一半当弟弟一半当儿子来疼爱,倒完全有可能。 与此相对应,在这种婚姻模式中,丈夫也很难会是什么“贤夫良父”,而多半是“浪子顽童”。在他们看来,婚姻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么,在前一个女人的怀里干人才以(比方说吃奶),在后一个女人的怀里也干什么(变相吃奶);对前一种女人是什么态度(比方说又爱又怕),对后一个女人也无妨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怕老婆的故事多有流传),而后一个女人也往往吃这一套。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所以,中国的小姐们,一见到落难的公子,便会顿起搭救之心。这时,她们往往身份也不顾了,脸也不要了,门风也不管了,家规也不怕了,一心要承担起保护的义务,把那可怜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可爱的大男孩)揽进怀里,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娃子,不让他们被老鹰叼走一样。难怪落难公司被多情小姐搭救的故事,层出不穷,广泛流传,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这些落难公司当然无一例外都是多愁多病的文弱小生,是奶声奶气的漂亮男孩,而这些多情小姐则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贤妻良母。一个男人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妻子,当然是三生有幸;而一个女人如果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也自觉十分满足。因此这种戏男男女女都爱看。男人盼望自己有这样的艳遇和福气,女人们则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这般地一显身手。 事实上,中国的男人其实往往是要靠女人来保护的。因为他们从小就靠女人保护,也靠女人管束。在家里,孩子靠母亲管教;在外面,孩子也靠母亲维护。学校开家长会,出席的多半是妈妈;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出面交涉的也多半是母亲。甚至找对象、娶媳妇的事,也多半由做母亲的通过媒婆(又是一个女人)或自己的姐妹、干姐妹们来张罗。做母亲的总是比做父亲的更关心自己儿子的对象。这不完全是因为母亲更疼爱儿子,也不完全是因为女人对此类事情更感兴趣,还因为这件事意味着母亲要把母爱的接力棒交出去,当然要考察接棒人的可靠程度和人品如何。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 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当上贤妻良母,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运气和福气。那么,无此幸运的女人又该若之何呢?也许,她们的出路就只有三条,去当“奴仆”,或者去当“强人”,甚或去当“淫妇”。 当然一般地说,还是去当奴仆的多。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种类型。这里所说的奴仆,不是阶级分析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言。比如说《红楼梦》中贾迎春,虽然是名门闺秀,嫁出去当的是官太太,但既然“误嫁中山狼”,也就与奴仆无异,甚至比某些奴仆还不如。所以,这一类女性便无妨称之为“弱女子”。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女人属于这一类呢?这可统计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载入史册,只能默默无闻地被奴役、被欺压、被凌辱、被宰割、被屠杀。“有幸”载入史册或被写进文艺作品的女性无非这样几类:良母(如孟子、岳飞之母)、佳丽(如赵飞燕、杨玉环)、才女(如蔡文姬、李清照)、烈妇(如杨贞妇、陈节妇)。这几类女性,人数屈指可数,当然很难说是否有代表性。但即便是这几类有幸“露脸”的女性,其中也不乏弱女子。比如明代弘治皇帝的生母,是给成化皇帝生了唯一一个儿子的。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就是“圣母”(诞育圣躬之母)。但这位圣母,不但生前十分凄苦,而且最后连命都保不住。又比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竟常遭殴打,因而积郁而死。圣母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圣母命苦,贵妃命薄。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在刘邦死后便被吕后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求死不得,求生也难。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杨贵妃,竟在宠爱她的唐明皇面前被活活绞死,而那位万岁爷唯有掩面垂泪而已。“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和多情小姐搭救落难公子,或与西方骑士拔剑保护美人,形成的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嘴! 诚然,一般地说,女人的体格较男人娇小,女人的性格较男人温柔,女人的心理较男人内向,女人的情感较男人脆弱,女人的体验较男人细腻,但这决不意味着女人就胆小怕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无所作为,只能由着男人来摆布和宰割。 告别原始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一个男性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中国的男人编造了一整套哲学伦理学原理,来维护他们压迫统治女人的“合法性”。 这套理论大致是这样:首先,从男女关系中抽象出两个哲学范畴——阴与阳;并根据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派定阳的性质是刚,阴的性质是柔;阳的特征是动,阴的特征是静。这当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男性暴烈,是为刚;女性温和,是为柔;男性好斗,是为动;女性内向,是为静。所以阳刚而动,阴柔为静,这就叫“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第二步,把阴阳范畴泛化,推广到一切领域中去。比方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因为天降阳光雨露有如男授精,地生动植万物有如女分娩;日光强烈故属阳,月光柔和故属阴。于是这一比附,也能为人们所接受。 第三步,便是把哲学范畴转化为伦理学范畴。天不是在上吗?地不是在下吗?所以“天尊地卑”。天地关系尚且如此,况乎人类?因此,和天一样属阳、刚、动的男人就尊贵,和地一样属阴、柔、静的女人就卑贱,这就叫“男尊女卑”。刚而动者,可以在广阔世界纵横驰骋,柔而静者只能在自己家里洗衣做饭,这就叫“男主外,女主内”。当然,卑贱者只能受高贵者统治,柔顺者理应受刚健者摆布,也就不在话下。 无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归根结蒂并不是这种理论造成的,但这种理论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却也不可低估。至少,它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女人天生柔弱,女人就该逆来顺受。 首先她们的出生,就被认为是不幸、不祥,甚至有罪。这个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据专家们考证,殷商卜辞中即有“贞,有子”和“不嘉,有女”的内容。商人重鬼神,事事都要占卜,妻子怀孕当然也不例外。结果,占卜到“有子”,便是“贞”(吉利),占卜到“有女”,便是“不嘉”。可见,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约自商代起便已经有了。 到了周代,便有了“弄璋”、“弄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一块玉璋;如果生了女儿,就让她睡在地下,给她一块瓦片。所以,后人又把生儿生女,分别称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虽说同是“喜”,但分量大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就做母亲的而言,生儿子可以提高或加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生女儿却可能会坏事;就做父亲的来说,生儿子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至少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战斗力,生女儿则只是多添了一个“赔钱货”。结果是,无论父亲抑或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 甚至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儿。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也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这些女孩的出世既然如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她们即便活下来,日子也不会有多好过。对于被视为“赔钱货”的她,家庭和家族将尽量减少在她身上的投入,比方说不让上学,吃较差的饭菜,穿较差的衣服等;同时又尽量利用她的价值,以期捞回一点成本,补回一点亏损;比方说很小时就让她带弟妹,做家务,甚至下地干活。最后,她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打发出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当别人的“媳妇”。 首先,她将在新婚之夜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以丈夫的名义实施强奸。这不但意味着她已失去童贞,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自尊和羞耻感的被剥夺。从此,她将成为丈夫的附庸和奴仆,白天干牛马活,晚上当泄欲器。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不挨打骂便是她们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们的造化。 其次,她不但要充当丈夫的奴仆,而且要充当大家所有人的奴仆:她不但要看丈夫的脸色,而且要看其他人尤其是婆婆的脸色。这不但使她战战兢兢,而且会使她无所适从,因为丈夫和婆婆的要求、愿望、意志并不完全相同,结果很可能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试想,身处如此逆境之中,哪里还能产生和展示女性的魅力?不过“行尸走肉”罢了。也许,只有当她升格为婆婆以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但那时她早已变成更无魅力的老太婆了。 所以,在娘家是“赔钱货”,在婆家是“受气包”的弱女子,往往是相当无性化的。又岂止是“无性”,简直就“非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性又非人的弱女子,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还应该包括那些真正的奴仆,——被卖到地主、豪门、官宦人家当丫环的女孩,以及选进宫里当宫女的女孩,都如此。她们往往是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东晋石崇家就有不少这样任人宰割的弱女子。石崇每次请客吃饭,便要这些女子去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女子杀掉。丞相王导于心不忍,每每只好喝得大醉。大将军王敦却满不在乎,结果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多少喝一点。王敦说,他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于是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便只好莫名其妙地去做刀下之鬼。 总之,这类弱女子,往往是连基本人权也没有的。因此,我们很难说她们究竟像不像女人。即使像,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被当人看,毋宁说也是无性。这类“无性化的女人”和前述“无性化的男人”正好一弱一强,倒是“对立统一”。所以,在描写江湖行为的故事中,她们不是被侠客们无意中搭救,恨不能变牛变马来谢恩的“羔羊”,便是被坏人或好汉们无端杀害,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草木”,比如在鸳鸯楼被武松胡乱砍杀的丫环使女便是。 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十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消说,被她杀的,大约都是前述弱女子。 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剪径世家出身,又学得乃父全套本事,便招赘了父亲的徒弟张青为媚,在十字坡大树底下,开一间黑店,专一将那过往客商,麻倒放翻,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个黑店老板娘,端的心狠手辣: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自去扛来;丈夫不忍宰杀的路人,她任由开剥。至于长相,和顾大嫂差不太多,是“辘轴般蠢笨腰肢,棒锤似粗笨手脚”,可怕得很。 这样的黑道人物,也许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家里的“母老虎”。她们当然不会这样面目可憎,但也相当男性化。一声“河东狮吼”,便可叫老公魂飞魄散,跪倒尘埃。宋代的陈慥号龙丘居士,好宾客,爱美女,又喜欢谈佛。但他的太太柳氏,却似乎没有什么“菩萨心肠”,常常会让这位陈先生胆颤心惊。所以苏东坡作诗讽刺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姓的郡望,狮子吼原本指佛祖音之威严(佛家将释迦牟尼喻为无畏的狮子,故佛陀宝座称作“狮子座”,佛祖法音称作“狮子吼”)。所以“河东狮吼”的意思,便是说柳夫人的一声“娇叱”,在陈先生的耳中便有如“佛祖法音”,威严无比。这可真是“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 “河东狮吼”的说法,多少还有点讽刺意味,《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便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孙二娘只是开剥别人的人皮,对丈夫仍十分恩爱,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这个薛素姐,却专一虐待丈夫。她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薛的丈夫)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一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这样的“女强人”哪个受得了。 除了山寨里的“母夜叉”和家里的“母老虎”外,还有一种街面上的“泼妇”,也十分了得。我曾亲见一位泼妇的“骂街”,是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砧板,一边骂,一边砍,一边垛脚,有时还要跳起来。尽管围观男女甚多,但并无一人敢近。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女性魅力的。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决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这显然是男性中心论的观念在作怪。只因为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人们便不以为怪了。 其次,它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就是要把女人也变成男人(或曰“强人”),或者不该再具有女性的魅力,比如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或者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逞其强。结果,“女强人”便变成了“女怪物”的同义语。这其实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观念。 第三,它还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力量的增强,乃是一件既不现实,又很可怕的事。因为它们只能造就一批“母老虎”、“母夜叉”,不是杀人如麻,便是蛮横霸道。这样的女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敢爱,又有几个女人学得来?男人不喜欢,女人学不来,当然最多也就只能是一种“传奇”,绝对成不了“气候”。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妇女的解放。 因此,许多被舆论界封为“女强人”的新女性,都并不喜欢甚至拒绝受这顶“桂冠”。事实上,所谓女强人,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决不应该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到。 以上三类女人,一类是只有母性的,一类是近乎无性的,一类又是相当男性的。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真正具有女性特征,在男人面前实实在在像个女人的人呢? 《水浒传》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淫妇”,比如大名鼎鼎的潘金莲就是。顺便说一句,在《水浒传》中,除扈三娘既艺高貌美又忠义双全,是个特例外,其余多少能展现一些女性风韵的,差不多都是“淫妇”。比如宋江的外室阎婆惜,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等。至于李师师原本是妓女,白秀英原本是粉头,玉兰原本是卖唱的,自然都不在话下。 一是“美”。这些女人,大都年青貌美,风姿绰约。比如潘金莲,便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其他几位,也大体如此,不但美丽可人,而且风骚诱人。所以西门庆一见潘金莲,便“先自酥了半边”;来杨雄家做法事的那些和尚,一见到潘巧云,“都七颠八倒起来”;道君皇帝甚至不顾“至尊体面”,钻地道来会李师师;就连那“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见了李师师,也写出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之类的“风话”,可见其魅力之大。 二是“淫”。潘金莲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果然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开始的时候,西门庆还只是探头探及,怕碰钉子。谁知道潘金莲比他还要积极主动,竟笑将起来说:“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人勾搭我?”当然立马变成干柴烈火。此外,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贾氏与李固通奸,差不多也都是“被摄了魂魄的一般”毫无节制。至于白秀英、李师师等,原本是粉头妓女,自然“人尽可夫”。 三是“毒”。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诬陷石秀,阎婆惜恨不能置宋江于死地,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众凌辱、谩骂、殴打雷母。贾氏到官府出首、作证、诬告卢俊义,害得卢俊义差一点屈死刑场,这些都是她们“歹毒”的证明。还有那清风寨刘知寨的浑家,原本被王矮虎掳掠上山,差一点失身,亏得宋江出面说情,这才虎口脱险,然而下山之后,却恩将仇报,迫害宋江,也足证其毒。 美、淫、毒,可以说是上述“淫妇”的共同特征。这就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证明一个“道理”:“有美色者必有淫心,有淫心者必有歹意。”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淫毒皆从一套来”。这不仅是《水浒传》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民众的观点,因此这些形象便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个传统观念的逻辑结论和形象体现。这两个传统观念就是:“万恶淫为首”和“最毒妇人心”。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敌视,是令人吃惊的。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他说,女子和小人一样,都不好对付。你疏远他们,他们就心生怨恨;亲近他们吧,他们又会翘尾巴。这显然是混帐话。所以后来鲁迅先生便讽刺说,孔子说的女子,不知是否包括他的母亲? 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老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乘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贾氏毒。她与李固在公堂上诬告卢俊义时,竟说“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这种身份,这种语气,不由官府不信。明里是为卢俊义着想,暗里却是把他往死里送,比那个李固阴毒多了。 在以上案例中,妇人显然都比男人更毒。她们心更狠,手更辣,胆子更大,事情做得更绝,岂非正是“最毒妇人心”? 吕后毒。汉的开国元勋韩信,便是被吕后诱杀的。尽管实际的主谋是刘邦,帮凶是萧何,但最后账还是算到吕后的头上,因为她是女人。不过,她在刘邦死后,竟把戚夫人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这种做法,倒也确实过于歹毒了。 武后毒。常言说,虎毒不食子,武则天却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杀的,长子李弘据说也是她杀的。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了武氏的一系列罪状,包括践元后、陷吾君、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等,无非要证明她心肠歹毒而已。 慈禧毒。从捕杀肃顺到囚禁光绪,都是她毒的证明。民间更有一种说法,说慈安太后也是她毒死的。以慈安之懦弱和善,尚不肯放过,可见其毒了。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也都是既美且淫的。其中又以武则天的美和淫为最突出。骆宾王的檄文说她“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是承认其美;说她“秽乱春宫,近狎邪僻”,是指责其淫。按武氏原本是太宗的女人,后来又嫁给高宗,一女而事二夫,岂不是淫?更何况,七老八十的时候,又养了两个面首——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还不是淫吗?还有吕后,据说也和别人私通过的。慈禧好象没有和谁私通过,但又有人编出了安德海或李莲英是假太监的说法。 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史实到小说,种种事实和流言,似乎都在证明着“淫毒皆从一套来”的说法。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 不可否认,女人中确有坏人,这和男人中也有坏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问题在于,男人中出了那么多坏人,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为什么女人中出了三五个坏人,就要大做文章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说到女人的坏或毒,就一定要扯到男女关系上去呢?而且一定要归结于这些女人长得漂亮又有女人味呢?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另案分析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漂亮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都是“淫毒妇”,那么,谁还敢漂亮一些、有女人味一些呢? 正如前述“弱女子”与“女强人”是相对的两极,“贞烈女”与“淫毒妇”也恰好是相反的一对。中国古代有多少贞烈女呢?似乎不少。仅《明史》中留名的,便达一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而《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明代烈女节妇,就多达三万六千人。 这么多的烈女节妇,总不会都是丑八怪吧?事实上,其中美人还不少。比如明代的烈女单三姐、节妇孙柴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因为年轻貌美,这才会有盗匪、恶少来企图强奸她们,她们也才会抗暴而死,成为烈女节妇。所以她们虽漂亮,却不会遭到指责。但同时也证明,女人太漂亮了总归不是好事。比方说,这二位如果丑得令人生厌,岂不是就没人来打主意了? 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们,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 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对那些守寡不久的年轻漂亮女人才有必要。对于那些守寡已久、年龄较大,早已心如死灰的“资深寡妇”而言,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 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 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障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修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戳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 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见识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迫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看,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 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等。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里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脾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妇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烈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贤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做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也不是封建礼义,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a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面),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要之,“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扎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呼呼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女性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二十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上个世纪中叶,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岗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尤其是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二、英雄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男性职业的挑战和对女性生理极限的超越。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照样能干才行。于是,女拖拉机手、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等“英雄形象”便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女性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甚至超过了“男女都一样”的要求,而向“女子胜过男子”的目标进军,并战果辉煌。比如在体育方面,继中国女排的崛起之后,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举重、女子柔道、女子竞走、女子长跑等项目都令她们的男性同行汗颜。女子在体格体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么,体育界的“阴盛阳衰”,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三、积极向上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学习上。有资料证明,新中国女性的学习热情要普遍高于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识到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与不识字有关,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为知识妇女。这种精神从建国初期一直贯穿到现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数高于男生,或“女状元”多于“男状元”的现象,便是证明。看来,女性不但在体力方面“大出风头”,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压倒须眉”了。 这些现象确实很能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证明中国妇女确实成了国家的主人,证明中国女性的内在潜力确实得到了开发,优良品质确实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也证明“妇女的解放”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迎来自己的解放的。她们并不知道解放以后的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她们就只能为自己的形象塑造设定两个参照系和一个标准。这两个参照系分别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这一个标准则是革命化。 新中国女性以革命化为标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女各自性别角色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革命对男人和女人都 “一视同仁”。它要讲的,只是社会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就是说,它只区分阶级、敌我、党派等等,不区分男女。所以,在革命斗争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往往会被“抹平”而变得“无性化”起来。 其次,革命毕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它更我地需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事实上,在革命队伍中,也总是男同志的人数大幅度地多于女同志。而且为了革命的胜利,又总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女同志也乐意这样,因为这才能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说,这确能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增强自信心,提高战斗力,变得有进取精神和会做社会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别特征的无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当一场被标榜为“革命”的动乱席卷全国时,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文革”中的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发,着军装,两眼圆睁,双脚叉开,一手咔腰,一手挥舞着武装带,一开口就是“他妈的”。这副模样很能代表她们的性格特征:尚武、好斗、粗野、蛮横,没有一条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 这类形象以北京的女红卫兵最为典型和标准,而其始作俑者则是所谓“联动”。“联动”的女红卫兵们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疯丫头”。她们的童年不乏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却少有所谓“女性养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为当时社会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难得风气之先,在当时那种普遍的男性倾向中脱颖而出,以一种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姿态,作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六十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二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悄(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这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九十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决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或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无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决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因为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一说到“男女关系”,往往说的就是性,而性也往往被委婉地称之为“男女关系”,或者干脆简称为“男女”。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是最神秘、最隐蔽、最见不得人的关系。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至少也要拐个弯,不能那么赤裸裸。 至于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中国的传统历史重视教育,要求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无论古代的教育,还是现代的教育,其所传授的文化知识,都不包括性。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或者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当然仍有不少人不得要领,以至闹出许多笑话来。 由于没有性教育这一课,而性本身无法禁止,不可压抑,则渴望得到性知识的青少年,便只好以黄色淫秽读物为“教材”,其影响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更严重的是,长期讳言性,会造成一个民族心理的反常。所以,不少的中国人,只要提到性,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甚至神经兮兮:或格外严肃,脸板得不能再板;或高度警惕,弦绷得不能再绷;或神色怪异,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或鬼鬼祟祟,眼底放出幽深的光。至少也会立即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岔开话题以后又后悔。这实在很不正常。它表面上是在贬低性,实际上却是在抬举性。试问,如果性也和皇帝一样不能随便议论,那它岂非也有了“至尊地位”?结果当然是欲抑反扬,欲盖弥彰。 更何况,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性,还可以有其他关系。比方说还可以有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等。但在中国,却似乎不承认性以外的男女关系。结果,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便被莫名其妙地当做性的关系而予以禁止,从而造成了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极不正常。比方说,用制造“桃色新闻”的办法来制造混乱或攻击他人等等。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奏效,究其所以,也正是性之神秘化所使然。 其实,在远古原始时代,性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样,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在那时,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人们谈起来不用含糊其词,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但,也就在原始时代,准确地说,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性被当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情。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它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是不甚了然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并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按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尤其是女性,渴望通过这种崇拜,能够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纹,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也是一条鱼,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而“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年年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而鲤鱼、莲子(连连得子)、大胖娃娃的图像,都无不透露出祈求多子多孙的信息。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云“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都是。 蛙也是中国原始时代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之一。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所以,蛙也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象征,而受到敬仰和崇拜。 于是,在神话中,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蛙女,这就是女娲。娲音wā,其实就是蛙。因为不是一般的蛙,而是神圣的、作为我们民族始祖的蛙,所以不写作“蛙”,而写作“娲”。娲这个字,除用于女娲外,再无别的意义,可见是特创出来用于圣蛙或母亲神的。《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逸的《楚辞注》也说娲“一日七十化”。这里说的“化”,都是孕育、生育的意思。 其实,女娲造人和补天的故事,便正是从蛙的形象延伸演变出来的。在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蛙形的图案,蛙身浑圆,上面布满了斑点。这些斑点,原本是代表蛙腹多子的意思。后来,在神话中,就成了补天的五色石子。我们的先民坐地观天,想象浑圆之天穹有如蛙腹,那满天繁星即是腹中之子,而四条蛙腿也就成了支撑天穹的四根支柱。 先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把天穹想象成蛙腹,而且把月亮也想象成一只青蛙。月有盈亏,恰似蛙腹和孕妇之腹有规律的膨胀和缩小;而成年女子的信水,又恰好一月一次,与月的盈亏相同步,所以叫“月经”。月即每月一次,经即经常、常规。信水每月常规性地来一次,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认为,月亮与女性的生殖特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于是,人们又想象,月亮是一只肚腹有规律膨胀缩小的神蛙,或者月亮中有一只这样的神蛙。这只神蛙名叫“蟾蜍”,“蟾蜍”转音为“嫦娥”,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因为月中的这位主司生育的女神,所以主管婚育之神,便在神话传说中,被想象成一个月下的老人,叫“月老”。媒人之所以叫月老,不仅因为在传说中他是一位对头月亮翻检婚牍的老人,也不仅因为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还因为月亮原本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里,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崇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由蛙变成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做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儿”、“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其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如果不是对原始神话进行上述人类学的破译,我们就会上当受骗,以为女娲真是伏羲的“蛇妹妹”,并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是“男尊女卑”的。 从生理的角度看,男子是没有性的禁忌的。女子则不然。月经期、妊娠期和分娩期,是她们的禁忌时期。因此,出于生理保护的需要,女性一般都会在上述时期对性生活采取回避态度,拒绝男性的性挑逗和性骚扰,并对一切性行为和与性有关的事情,近乎本能地产生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至少也会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原始时代的男子,大约都是精力充沛和性欲旺盛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告别动物状态还不太长,身上还保留着不少野性和蛮劲,不像后来文明时代的男人那样文雅、缠绵、从容不迫和“温良恭俭让”。他们平均寿命很短,人生转瞬即逝,很需要“及时行乐”;他们长年茹毛饮血,跳跃奔走,端的一副好体格,一身好力气,也很少有人会阳痿不举。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理卫生的科学知识,并不懂得他们的女同胞们有什么特殊的生理特征。因此,这些不懂事的野男孩,就完全有可能不顾姐妹们是否愿意,由着性子胡来,甚至仗着自己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强行与女子发生性关系。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识原始时代是否有“强奸案”发生(因为动物是不强奸的)。但即便那些男子不来强奸,只是一味地来挑逗和纠缠,也够让人讨厌的了。 女人当然要设法对付。对付的办法,当然也不能靠体力,只能靠智慧。“性禁忌”即是一种聪明的办法。禁忌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taboo,音译为“塔布”,往往用于那些被认为既神圣又危险、既纯洁又肮脏的事情和事物。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恐惧的心理上,是人类畏惧与欲求、恐怖与被诱的矛盾混合物。也就是说,为了防范那些不该有的诱惑与欲求,便只有施以恐吓和欺骗。比方说,在原始时代,经期中的妇女要被隔离起来,因为她们在流血。流血在原始时代是恐怖的事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死亡。这样,流血的妇女不但自己是危险的(所以在隔离开来加以保护);而且对别人也是有威胁的(所以要隔离起来加以防范)。这时,一个男子如果见到了经血,就会“倒血霉”;如果与之性交,更会触犯神明。凡此种种,就是“禁忌”。 在原始时代,人类没有家庭而只有群团,没有夫妻而只有性伙伴。在这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相当随意,女子既“人尽可夫”,男子也“人尽可妻”。一个男子可以只选择一个性伙伴,也可以和好几个女子都发生关系。同样,一个女子可以只选择一个性伙伴,也可以和好几个男子都发生关系。只要双方乐意,社会对此并无限制,其他人也不会在意,因为反正大家都一样。 但是,随意并不等于任意,更不等于淫乱。这个时候的两性关系,应该说是“无限制,有选择”。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性的选择,尤其是女性对男性伙伴的选择。 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性选择来自人的动物祖先。达尔文在其名著《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中,以大量的实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动物的性关系中,性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多数是雌性选择雄性。在交配季节,雄性动物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孔雀的开屏和雄性动物之间常有的搏斗,来展示自己的“魅力”,获取雌性的“芳心”。那些在“选美比赛”或“拳击比赛”中获胜的雄性动物,便可得到一位自己的配偶,甚至可能“妻妾成群”,而那些败北的便只好去打“光棍”,或者失去配偶成为“鳏夫”。 在那时,性伙伴基本上是由各人自己选择的,而且也多半是女性选择男性。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在原始民族间,和在高等动物间一样,是没有老处女的。”女人无论如何,总会找到一个性伙伴,只要她不忌讳和其他姐妹共有一个,而男人却弄不好会一次次轮空。所以,原始时代的男子,就和雄性动物一样,特别注意梳妆打扮,当然也更注意自己的表现。布雷多克在《婚床》一书中说,原始民族的男子可以有两种手段获得姑娘的好感:“一是他所具有的超凡出众的跳舞技艺,一是他所拥有的英勇善战的敌人的头颅。”这两手显然都是动物界的“正宗嫡传”:前者来自孔雀的开屏,后者来自公鸡的好斗;一展示美丽,一展示英武;而最具权威的裁判,则是稳坐钓台的女人。 得意之余,女人起了一种自律性的冲动。她要节制自己的性欲,由“人尽可夫”一变而为“情有独钟”。这往往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在与多个男子有过交往之后,她会特别钟意某一个人,而只愿意与他一个人做爱。从此,她的心灵和身体的门户都将只向自己爱慕的那一个人洞开,而不会随便向什么人张开双臂。相反,还会对其他人的胡搅蛮缠产生厌恶反感,表现出性的冷淡。这时,她会觉得自己的性器官是极为圣洁和宝贵的东西。它必须被加以保护和遮蔽,不但不允许随便进入,也不能随便被人看到,总之,它成了一种禁忌,一种女性对自己性器官和性特征的禁忌。这是一种心理性的禁忌,我们无妨称为“原始贞节”。 原始贞节是女性的自觉行为,是通过“自我制裁”而实现“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与此同时,人类很可能已经发现了群婚杂交对族类和社会的危害,有必要进行节制和规范了。在这个时候,处于主动地位的女性率先“以身立法”,“从我做起”,应该说相当伟大。 对于女性的这种“门户关闭政策”,男子显然是不欢迎甚至是相当恼火的。因为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强奸开始发生了。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强奸都是对女子贞节的一种破坏和摧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强奸案必然首次发生于女性贞节观建立之后,而女子决心守贞以后,也一定有一个强奸案的频发时期。而且我猜测,这个时期也许在男根登上生殖崇拜祭坛之后,而与“蛇吞食蛙”正相同时。 这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前面讲得很清楚,原始贞节虽然在心理上起源于女性的情有独钟,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女性对自己性器官的珍爱和保护。这种珍爱和保护要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和背景,而女性生殖崇拜恰好提供了这种文化氛围。当女性的性器官被当做神圣之物格外加以崇拜时,它当然也就不容侵犯。所以,女性生殖崇拜,就不但是女性尊严的保护伞,也是女性贞节的总后台。同理,要破坏和摧毁这一贞节,就只有把男性生殖器也推上祭坛,使之成为与女阴“平起平坐”的东西。 如前所述,蛇在原始时代,无论如何也是让人反感、厌恶和恐惧的东西。所以,男根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可爱的鸟,而后来又有蜥蜴、龟、鹿等。但终于,蛇被起用了。蛇一登台,就翻脸不认人,不但吞食了蛙,而且连女娲也被迫“失身”,变成了蛇。 事实上,所谓“蛇吞食蛙”这个意象,有两重文化内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讲,它意味着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则意味着性欲取代了生殖。前已说过,女阴崇拜实质上是生殖崇拜。它的目的,是要多生孩子,以抗拒死亡,保存族类男根崇拜则不同。它表面上也是生殖崇拜,其实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生殖崇拜过渡到了性崇拜。它崇拜的不是生殖力,而是性快感;不是多子之腹,而是伟岸阳具。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根的登场,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圣经》讲人类的堕落系由蛇的诱惑所使然,说不定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这一台好戏当然是以女性的性快感为开场锣鼓的。性快感使女性认为男人的那玩意还真是个好东西,因此宽容地让它也登上祭坛来享用牺牲烟火。大受鼓舞的男性自然也用自己的良好表现作了回报。但是,当女性决心要守贞时,已取得并尊地位的男人便不答应,而且认为自己有资格不答应了。于是,一场火并便不可避免,而强奸则无疑成了其中最惨不忍睹的一幕。现在很难讲清楚,当时的男子是否果真有意识地以性器为武器。但可以肯定,男子一旦决定进攻,女子是打不赢的。除了体力方面的原因外,经济基础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生产力较前已大有发展,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往往被归功于男子。也就是说,男子的地位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了,因此才那样猖狂、放肆和明火执仗。 总之,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男子十分高兴地承认了女子守贞的必要,而女子则无可奈何地交出了贞节权。也就是说,在后来的社会里,守贞不再是女子的权力,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贞,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男人不是不赞成女人守贞,不是有一种天然的“群婚倾向”吗?是这样。所以男人一开始是反对女人守贞的。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男人不但有“群婚倾向”,也有“嫉妒心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多次提到“雄性的嫉妒”。这种嫉妒使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的关系,而女性的守贞,恰好能够满足这一心理。 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男人的性心理也仍然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而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战国策》里有个故事讲,有个楚国人,有两个老婆。有人去挑逗她们,结果年纪大的那个严词拒绝,年纪小的那个欣然答应。没多久,那个楚国人死了。于是便有人问那个挑逗者:你喜欢的那两个女人现在可以嫁人了,你是娶那个年纪大的呢,还是娶那个年纪小的呢?这人回答:当然是娶那个年纪大的。别人又问:那个年纪大的拒绝你,年纪小的答应你,为什么要娶那个年纪大的?这人笑着说,当初她们是别人的老婆,当然巴不得她们都答应我;现在要做我的老婆,当然希望她们也能为我而拒绝别人啦! 这种心理实在很自私,可惜这种自私的心理却与私有制相合拍。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女人和土地、牲畜一样,都是男人的私有财产。私有制再加嫉妒心,还有什么人间悲剧不能被创造出来?所以到了后来,原本为女性所发明,用于保护自己纯洁爱情不受侵犯的贞节,反倒成了套在女性脖子上的一条枷锁,而男人却可以通过纳妾和嫖妓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群婚欲,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但是,也正发恩格斯所指出的,“成年雄性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乃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所以,除了向女性夺取守贞权外,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有效制度,来防止男性之间的性争夺,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群体的团结。 宗法制度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但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却又与两性关系有关。要言之,它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又一种性的禁忌——乱伦的禁忌。 与前两种禁忌——生理性的禁忌和心理性的禁忌不同,乱伦的禁忌是一种社会性的禁忌。其最初的起源,大约出自避免近亲繁殖的“优生学”考虑。《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说:“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大体上都是这个意思。总之,我们的先民大约很早就意识到,近亲繁殖,会造成种族的退化。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竟生下一个肉团,大约便是对这种可怕后果的远古回忆。因此,避免近亲交配,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但是,这事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首先,原始人活动范围很小,又没有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要他们远距离通婚,事实上很困难。其次,兄弟姐妹,同族男女,从小嘻笑玩耍,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及至一个个出落成俊男靓女,又成天在一起劳动生活,且常裸体,岂有不互相吸引,产生性冲动之理?看来,对付这种“哥哥爱妹妹”的事,光讲道理怕是不大灵光的。 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谓“他的亲族”。图腾制的要义,是坚信氏族和部落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这个共同的祖先,又是一个神圣的事物。这个神圣的事物,就是图腾。图腾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族的祖先,当然是因其神圣之故。所以,图腾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神。 图腾制是人类原始时代遍布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制度,尽管并不一定叫图腾,法则也不一定相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都认定某个神圣物或神秘物为族的祖先。中国古代据说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熊、罴、虎等,大约就是些以这类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又少昊氏下属之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等,也大约是引动鸟图腾的部落。另我国畲族、瑶族之崇拜盘瓠(神犬),鄂温克族之崇拜熊,也都有图腾的意味。 图腾制是怎样产生的?弗洛伊德认为是起源于乱伦的禁忌。这似乎不大讲得通,因为它无法解释“禁食制”。图腾制有两大内容,一是禁食制,二是族外婚制。禁食制规定,除在举行“图腾餐”时外,严禁伤害、捕杀和吞食图腾动物。请问,这与乱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不过,图腾制中的“族外婚制”,倒确实是起到了防止乱伦的作用。这种制度严禁同一图腾氏族各成员之间的性关系,甚至连偶然的调情也在禁止之列,并不论这两个人之间是否真有血缘关系。凡违反这项禁忌者,必受到极其严重的追究,而且通常是男的处以极刑,女的打个半死。如违禁者逃亡,则永远开除其族籍。这一处分的严厉实在令人费解,而且与图腾也不大扯得上关系。“禁食制”是讲得通的,因为动物几乎从不吞食同类。现在,某一动物既然成了我们的祖先,当然也不能再吃这种动物了。但是,动物虽然不吞食同类,却又只与同类交配。如果建立图腾制是为了向动物学习,那么就不该有“族外婚制”,而且应该鼓励同族男女交配才对。 事实上,乱伦的禁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图腾制毫不相干的,而且那时也没有图腾制。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避免近亲交配的呢?这一点,已经没有人搞得清了。但按照恩格斯的研究,它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而且大约有三个阶段:首先是禁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第二是禁止同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恩格斯说这一步要“困难得多”),最后是禁止同母兄弟姐妹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无论是子女、孙子女,还是曾孙子女,都只认母系,不认父系。借用现代的称谓来说,那时的情况,是表兄妹之间都不存在性的禁忌。因为那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便是想禁,也禁不起来。 显然,在这里,没有男人什么事,而且也用不着请神帮忙。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禁止乱伦由于当事人的年龄比较接近,较之禁止两代人之间的性关系要“困难得多”,但母亲的权威也是不容置疑的。孩子都是母亲生的,他们不听妈妈的,又听谁的? 然而,后来,当爸爸的也要出来管事了,这可就困难得多,因为父亲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还只习惯于禁止母系子女之间的乱伦。对于禁止父系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他们不但不习惯,没准还会有抵触情绪。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所谓图腾,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比如《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约就是说商族以玄鸟(有人说就是燕子)为图腾。以玄鸟为图腾的商族,资格最老的一位恰是女性,据说名叫简狄,是商族之祖契(xie)的母亲,而那位玄鸟先生则身份不清来历不明。据说,契乃“无父而生”,是他的母亲简狄游于玄丘河之滨,拾到一只玄鸟蛋,吞了下去,就生下了契,故《淮南子》云:“契生于卵。”这个神话大体上告诉我们以下事实:一、以契为祖的商族,是一个由母系氏族过渡而来的父系氏族,那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位女首领就是简狄。当然,简狄也可能是这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二、从契开始,商族进入父系制,契可能是这个父系氏族的第一位大酋长,也可能是这个氏族社会第一个历史阶段。三、从母系制到父系制,中间经历了一个图腾制阶段,玄鸟则是其图腾。四、图腾制是从男性生殖崇拜转化而来的。因为“鸟”和“卵”都是男根崇拜之象征,而所谓“玄鸟生商”或“契生于卵”,无非是说男根崇拜导致了崇拜图腾的父系氏族社会的诞生。 事实上,所有图腾传说的模式都差不多:族的某一老祖母因某种神奇的遭遇而怀孕,生下了以后的族人。比如禹的母亲吞食了薏苡生下了夏族,弃的母亲脚踏了巨人的足迹生下了周族等。这类事情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它们都不过是父系制向母系制夺权时,故意对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加以神化而已。 神化的目的是为了抬价,而抬价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夏禹、商契、周弃一类人物既然是“神之子”,则他们至少也是“半个神”,比他们那些不是神的母亲和姐妹,也就更有资格去当领袖。 但是,禹也好,契也好,弃也好,只当一任领袖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像武则天那样,当了一任领袖以后,又把政权交还给男人,则革命也就等于失败。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母系制改为父系制。也就是说,血缘统绪的承继,必须由母系改为父系。因此,乱伦的禁忌,也必须由禁止母系兄妹通婚改为禁止父系兄妹通婚。为了实现这一点,又只好借助图腾制的神圣感和权威性,从禁止同一图腾族民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这样做,比较冠冕堂皇,也容易行得通。事实上,由于图腾本身是男性的,则无论如何抬举图腾,都只会对男子有利。 这样一来,族外婚制就从“性的禁忌”变成了“社会制度”。它的目的,是要通过确立父系血统来确立男性统治。这个过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不过,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旦完成了这一历史转变,图腾制度便悄然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男性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在这种“父权制家庭”中,丈夫掌握着主宰家庭的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所以,恩格斯又称它为“男子独裁制”。 中国的情况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当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氏族没有解体,只不过由氏族转化为家族;图腾也没有退场,只不过改头换面,换了服装和脸谱,继续表演。也就是说,中国人继续通过神圣的祭坛来维护父系的权威,只不过把“图腾崇拜”改成了“祖宗崇拜”。 祖宗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鬼魂有男有女,按说被崇拜的祖先,也应该既有男鬼,又有女鬼。然而,在中国历代祖庙里,坦然地享受牺牲玉帛的,却差不多都是男鬼,女鬼们至多只能列席作陪。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女鬼们很少能够成为祭祀和崇拜的对象。她们多半只能在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或为冤鬼,或为厉鬼,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现身显灵,来偿还情债,或讨还血债。例外的也许只有一个“妈祖”,但她已不是鬼,而是神。 理所当然地受到祭祀崇拜的只有男鬼。他们生前为人,死后为鬼,却要享受后代子孙的香火牺牲,顶礼膜拜,仅仅因为他们是“祖宗”。在中国,祖宗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们简直就是后代子孙生死荣辱的依据和目的。比方说中国人生孩子,决不会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父爱或母爱的需要,更不会说那不过是自己性爱的一种副产品,而要说是为了列祖列宗香火旺盛,祭祀不断,血统延绵不绝。又比如一个中国人要干一番事业,也不会说那是因为个人兴趣或野心,而要说那是为了“光宗耀祖”。当然,有了成绩,也得说那是“祖上积德”;有了错误,则是“辱没先人”。这时,就要举行仪式,向祖宗汇报或请罪,并请求帮助。 “祖”这个字,郭沫若先生以为就是男根的符号。这个说法当时颇受讥讽,现在却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定论。近年来,在我国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湖南、广西、新疆等地,都出土了“且”——男根模型。这些模型有大有小,有石有陶,大多十分形似,有的还有龟头、尿道和睾丸。这些模型,就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祖既为且,为男根,则祖宗崇拜也就无疑来源于男根崇拜。按照现在的解释,“祖”主要有两种原始意义:一是祭祀祖先的宗庙,二是宗庙里祖先的神主(牌位)。不过依我看来,神主的意义当更原始。大约那祭祖的宗庙,原本是一般祭坛,祭祀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且”,即象征着生殖力量的男根。后来,它有了特定的意义,特指某位具体的、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于是便把他的名字或符号刻在那“且”上。再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文字也发明了,性器也不那么堂皇了,石祖和陶祖换成了石牌和木牌,但仍叫“祖”,而供奉祖(神主)的地方也跟着叫祖(宗庙)。现在你如果去考查宗庙里的神主,仔细地琢磨一下,仍不难发现其男根的意味。 祖的建立,标志着父系氏族社会的成立。所以,祖,也就成了每一个父系氏族的象征和图腾。作为神主的祖,就像图腾柱一样重要;作为宗庙的祖,就像祭坛一样崇高。当一个新的氏族建立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祖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 事实上,在任何自然形成的群体中,雄性的嫉妒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埃斯潘纳斯的《论动物的社会》一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样削弱或者瓦解任何共同生活的群。”但是,动物的事情要相对好办一些。因为动物的性关系要受季节的限制。除长臂猿外,大多数动物都只有在雌性发情时才交配,因此它们雄性之间虽然也会嫉妒,但交尾期一过,又会握手言欢,和好如初,以待来年。再说,雄性动物在争夺异性时,虽然也免不了大打出手,但也相当“绅士风度”。只要把对方打败赶走,也就不再追究。所以,对于动物的群体来说,雄性的嫉妒虽然也会产生破坏力,但力量也有限。 首先,人类的性生活不受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日日月月,男性都有性的要求,女性也随时都能接受性。如果不合理解决每个男性的性欲问题,任其争夺异性,则无异于将整个群体每天都置于内部瓦解的危险之中。 其次,人类的占有欲特别强。有些动物,比方说长臂猿,并没有那么“好色”。只要有一位“太太”,便已使它心满意足了。有些动物,虽然“妻妾成群”,但它们的王位,却必须轮流坐庄。一旦下台,也只好自认倒霉。人却不一样。一方面,男人总是希望占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另方面,又希望一旦占有,就占住不放。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们,便是典型。 再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比动物同类之间的争夺严重得多。人斗人,往往不止于赶走对方,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往小里说,男人们可能会因争夺异性而导致谋杀(奸夫谋杀亲夫之事层出不穷);往大里说,弄不好就会爆发战争(如争夺海伦之特洛伊战争)。一旦如此,则后果堪虞。 因此,对异性的争夺,是一个健全社会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更何况,男人们要争夺的,远远不止于女性,还有食物、财富、荣誉和权力。 应该承认,争夺是男人的天性,而且未必就是坏事,比方说,球场上的争夺就很好。只不过,我们一般不把它叫“争夺”,而叫“竞争”罢了。甚至战争,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坏事,如果没有过去的战争、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就会缓慢得多。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的男人都不去争,不去夺,都不争强好胜、雄心勃勃,而是疲疲沓沓、懒懒散散,那又成何体统? 人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群体性的动物。一方面,人的自然能力比较许多动物为弱。他力大不如牛,速快不如马,望远不如鹰,潜深不如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不要说在进攻方面远不是大型猫科动物的对手,甚至在防御方面也未必比某些食草动物灵光。另方面,人类要实现的,又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群体绝不能瓦解,而一切瓦解群体的力量也都必须予以消除。 一种办法是“堵”,即干脆禁止性生活,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一视同仁地禁绝性关系。这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或某些特殊群体中是行得通的。比如,不少古代部落在作战前都禁止性行为,斯巴达城邦和太平天国也实行过男女分隔制。但这种办法,行得了一时,行不了永久。因为如果男女永远隔离,则孩子也无由出生,岂不要灭种亡国? 另一种办法是“疏”,即像大禹治水一样,进行疏导。既让所有的水都有地方流,又不让它们乱流,或挤在一起,变成洪水。最好是让所有的人都各有所得,各有所归,按照不同的层次,得到不同的满足,就像今天按照职位的高低领取工资津贴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在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和占有对象后,中国古代社会决定把她们也像食品、财富和权力一样,进行有计划地分配。分配的依据就是“名”,分配的规则就是“礼”。礼和名是一致的,所以“礼教”又名“名教”。 那么,什么是“名”呢?名就是“名份”。说得简单通俗一点,也就是地位。地位高的人多得,地位低的人少得甚至不得,这就是“礼”。无论分配食品、财富、权力还是女人,都如此。 前已说过,宗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私有制,而这种私有制又与两性关系有关。它的核心,是由两性关系形成的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这一血统就像是一根接力棒,必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是,正宗的接棒人,又只能是一个。因为如果接棒人很多,大家一拥而上,不但会造成内乱,而且没准“棒”也毁了。所以,非事先法定一个“正宗”接棒人不可。这个法,就是宗法。 宗法要解决的,就是血统的正宗继承亦即“正统”的问题。正统只能独一无二,其余都是旁门、别支、分流。那么,正宗接棒人从哪里产生呢?当然是从交棒人的儿子当中产生。交棒人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则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大家也不希望“一脉单传”(风险太大)。因此,在交棒人的儿子很多的情况下,就只能由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去接棒。这些候选人既然都是交棒人的儿子,则他们的地位当然也就不能由父亲的地位来定,而只能由他们母亲的地位来定。 所以,尽管宗法制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为男人的利益服务的制度,但是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要先确定女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必须在父系家长所占有的众多女性中,规定其中一个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这个地位最高者,必须是父家长的正宗配偶,叫原配、正室、正房、正宫,也叫“嫡配”,或简称“嫡”。通常的称呼,则是“妻”。 在宗法社会中,妻有着不容置疑的法定地位。《白虎通.婚娶》云:“妻,齐也,与夫齐体”。郑玄注《毛诗》也云:“妻,齐也,与夫齐礼。”其实,“嫡”也就是“敌”,即“匹敌”,有“对等”的意思。因此夫妻关系又叫匹耦、伉俪、配偶。当然,匹嫡、对等、齐礼,也只是说夫妻同一阶级,但夫妻之间仍有男尊女卑的差异,有如同级干部中的正副职。所以,妻虽不如夫,但较之妾,却至少整整高了一等。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夫为日,妻为月”,大体可以“匹敌”,而那些比妻地位低了许多的妾,便只好被戏称为“小星”了。 当然,“小星”们虽不敢与“月”并尊,却也可能比妻更为得宠。所以,她们又有一个好听一点的称呼,叫“如夫人”,也就是“相当于夫人”的意思。但相当于并不是等于,如夫人也终究不是夫人。更何况,许多如夫人的日子,其实是“很不如”夫人的。 妻的儿子叫“嫡子”,妾的儿子叫“庶子”。嫡子和庶子,地位相关得远。比如宝玉和贾环,都是贾政的儿子,但一个“嫡出”(宝玉是贾政妻王夫人之子),一个“庶出”(贾环是赵姨娘所生),各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所以,人们诉说自己待遇不公,就说“我又不是小老婆生的”;说某人差劲,则说他“好像是姨娘养的”。妻妾嫡庶地位之别,可见一斑。 嫡子当中,地位最高的又是嫡长子,因为只有他,才是最正宗的接棒人。一个人,如果妻有子,而且这个儿子,在所有的儿子中,又是最早出生的一个,那么,家族的继承人,就非他莫属。如果这位嫡长子,死得比他老爸还早,则由他自己的嫡长子即他爸的嫡长孙来继承。比如朱元境太子先死,便传位于皇孙。因为只有这样传位,才叫“嫡传”。 在宗法制度看来,嫡传比什么都重要。比方说,一妻数子,老大愚蠢,小儿子贤明,让谁当接班人呢?让那笨蛋,因为他是长子。这就叫“立嫡以长不以贤”。那么,如果没有嫡子,只有庶子,是不是也选一个年龄最大的呢?不。这就要看诸庶子中,谁母亲的地位又相对高一点。这就叫“立子以贵不以长”。总之,母亲的地位是第一位的,儿子的年龄是第二位的,而接班人的德才则是最次要的。 要之,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嫡长子的地位又高于其他嫡子。这样推算下来,则地位最高的,就是“祖”的嫡长子。一般地说,他也就是“宗”。以他为首,由他的嫡长子、嫡长孙、嫡长曾孙、嫡长玄孙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一系统,就叫“大宗”。他弟弟们创立的系统,则叫“小宗”。大宗小宗,地位也不一样。大宗的嫡长子叫“宗子”。对大宗,他是家长;对小宗,他是族长。只有他,才能继承始祖的爵位,并主持祖庙的祭祀。小宗既不能袭爵,也不能祭祖,因为他不是“嫡传”,也不是“正宗”。 看来,即便是一祖之孙、一父之子,其地位也高低贵贱之别。反倒是女孩子,因为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嫡庶长幼之别就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她们来说,要紧的是自己娘家的门第和地位。娘家地位高,即使自己是庶出,嫁出去后也不怕当不上正妻。如果娘家地位低,即便自己是嫡长女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只好去给别人当小老婆。 显然,宗法制是一种等级制度。它首先把人分成两等:男人和女人。然后,又把男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一等的地位和待遇都不同。等级确定以后,就要按等级来进行分配了。 这种分配是家国一体的。因为依照宗法制,天下一家,天子(周王)是最高级的家长和族长。既是最大的一支大宗的宗主,也是所有大宗小宗的共同宗王,谓之“天下共主”。诸侯对于天子而言,是小宗;对于大夫而言,则是大宗。同理,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对于士而言,又是大宗。士是最小的宗主,以下便是庶人。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天子是民族之宗,诸侯是氏族之宗,大夫是家族之宗,士是大家庭之宗,庶人只有自己一夫一妻的小家,无所谓宗不宗了。于是,士率领庶人宗大夫为宗主,称为“家”(家族);大夫率士、庶宗诸侯为宗主,称为“国”(氏族);诸侯率大夫、士、庶共宗天子为宗主,这就是“天下”。天下既然是一个大宗族,当然贵族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就和他在宗族中的地位一致了。 十分有趣的是,用来标志这一地位的礼器之一,就是一种阳具的模型——圭。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曰“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这种制度,说得粗俗一些,就是凭借“那话儿”来确定或象征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地位就高,权力就大。反过来说也一样,谁的地位低、权力小,似乎谁的阳器就不怎么样,当然就不能占有太多的女人。 这听起来十分滑稽,但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祖也好,宗也好,图腾也好,原本就与“那话儿”颇有瓜葛。连宫门前的华表、庙里面的神主,都由“那话儿”演变而来。那么,把它拿在手上,以表示自己的身份,也并无不可。依周礼,天子登基时,要举行仪式,接受上天和先王赐予的圭;册封诸侯时,也要为他颁发相应等级的圭,叫“命圭”。这个仪式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天子通过列祖列宗从上天那里接受了伟大神圣的生殖力,又把它分给诸侯。因此,天子有资格当天下人的父亲和宗主,诸侯和大夫则有资格当他们各自国和家的父亲和宗主。当然,也就有资格占有更多的食品、财富、土地和女人。 于是,周礼便规定,天子可以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就差多了,只有一夫人九嫔。大夫又少,只有一妻二妾,士则一妻一妾。至于庶人,能讨一个老婆,就很不错了。这似乎很“合理”;天子从上天那里接受的生殖力,经过层层分配,分到士、庶的头上,已少得可怜,当然不宜“多吃多占”。至于天子本人,直接受命于天,当然要“美女如云”了。 不过,对于封建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来说,问题倒不在于逻辑的混帐(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混帐),而在于执行的困难。 我们知道,宗法制虽然繁琐复杂,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宗”;关键也只有一个,即“嫡”。确立了嫡(嫡子),就承继了统(血统),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对于宗法制社会而言,“立嫡”从来就是头等大事。 所谓“嫡”,就是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因此,嫡也在正宗、正统的意思,如嫡传、嫡派、嫡系等。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之所以称为“嫡”,和正妻称为“嫡”一样,也有与父匹敌而其他人无可匹敌之意。依礼,作为宗族血统正宗传人的“嫡”死后,要享受最高的丧服待遇。即便是他的生父,也要为他服“斩衰”(一种最高规格的丧服)。这是他与父匹敌而其他人无可匹敌之证。 一般说来,“嫡”应该是父与其正妻(嫡母)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嫡长子因为是正妻所生,又是第一个,所以血统特别高贵,有资格做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 显然,“嫡”的高贵在于母亲的地位(嫡配),但母亲的血统再高中,也贵不过父亲。如果这位嫡妻所生的儿子,竟没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统,而是她在婚前与别的什么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种”,那就不但不能立为“嫡”,而且要逐出家门甚至杀掉才行。 这种事并非没有可能。在上古,新婚妻子是否处女,还并不重要。而且,由于上古时期的性关系还比较随意,“野合”之事时有发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怀孕,而且很可能曾与多个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谁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书记载,禹娶涂山氏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两天之后(癸甲日),涂山氏便生下了儿子,即启。所以,禹便不承认启是自己的儿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愿传位给启。过去史学界总说禹不传位于启,是因为要坚持尧舜的“禅让制”。其实远古时代是否真有“禅让制”,原本就值得怀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时代,也已无再坚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愿传位于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从心底不喜欢启这个“野种”,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益,倒没准是他的私生子。 其实,禹是用不着那样讨厌和嫉恨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野种”。据《吴越春秋》记载,禹的父亲鲧娶有莘氏,多年不孕。后来,有莘氏有砥山上玩,看见了薏苡并吃了它,就怀了孕,并剖腹生下高密。高密就是禹。这事《史记》上也有记载。显然,“吞薏苡而生禹”,是不可能的;而禹非鲧之子,则是肯定的。史书上所谓“意若为人所感”,是一种掩饰之词。不是什么“意若”,而是“确实”为人所感,即与某个男人在长着薏苡的地方野合而受孕,所以禹也是“野种”。事实上,禹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都是“野种”。因为那是一个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以和许多男人做性伙伴,即所谓“人尽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门,谁的种都有,根本弄不清,也无所谓。更何况,鲧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弄不清。前已说过,鲧其实是一条白面长人鱼,可能是一种图腾。所以,鲧与禹的关系,可能是“白面长人鱼”图腾氏族的一个男子,与有莘氏氏族的一个女子建立了婚姻关系,而这个女子又在砥山薏苡地上与人野合,生下了禹。于是,禹这一族,便以薏苡为图腾,这就是后世所谓“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夏”也就是“芽”,甲骨文中“夏”字形如野草之初芽。大约禹母与人野合时,正是春天。春天男人冲动,女人怀春,两人在和阳春风之中,绿草嫩芽之上,一见钟情,便留下了风流种子。所以,禹的一族,便姓“姒”而氏“夏”,都是为了纪念那诱人的薏苡嫩芽。 不过,图腾制的建立,毕竟标志着男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化。在这个漫长的时代,尽管野合之事仍然频繁地发生,人们对于这类风流韵事也毫不在意,但是,男性的血统,却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不管的事情了。首先是男人的情感不再能接受“野种”。在母系制时代,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现在不一样了。孩子变成了父亲的,则父亲们便不能不来认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财产的继承也是一个问题。儿子是要继承老子的财产的。如这儿子竟是“野种”,岂非将自己的血汗钱拱手相送,送给自己老婆的情夫?这当然也断乎不可! 然而,在这时,新娘大多并非处女,而亲子鉴定的科学方法又尚未发明。所以,唯一的办法,便只有拒不承认那些来历不明的儿子,甚至将其遗弃。这个办法,就叫弃子。 周族的始祖弃,就是一个“弃子”。原来,弃也是一个“野种”。据《史记》云,弃的母亲是有邰氏氏族之女,名叫姜源,嫁给帝喾作正妻(元妃)。有一天,姜源到野外游玩,看见巨人的足迹,心里便十分喜悦,很冲动地去踩了一下,结果怀孕生下了弃。这当然又是掩饰之词。事实可能是姜源在野外遇见了一位高大英武的伟丈夫(巨人),为其男性的魅力所吸引(心忻然悦),便以身相许,心旷神怡之时,怀上了弃。 正因为弃是野合所孕,所以姜源自己也以为不祥,便抛弃了他。可是,这孩子“神”得很,扔也扔不掉。先是把他扔在巷间小路上,结果牛马都不来踩他;继而又扔在冰天雪地里,结果飞鸟都用羽翼来呵护他,怕他冻死。这下子姜源便“以为神,遂收养之”。但因为他毕竟被抛弃过,所以就起名叫“弃”(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后来,这个弃果然不负“神”望,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还当上了当时部落联盟的农业部长(后稷),开创了周族的农耕事业,成了以农业立国的堂堂宗周的远古始祖。可见,“野种”并不下贱。相反,由于他们多半都是真正的爱情结晶,是性吸引和性选择的产物,往往体格和智商还要高于某些婚生子。 弃子的习俗,到春秋时还有。比如,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楚国的斗伯比和母亲在郧国生活时,曾与郧国国君(子爵)的女儿生下一个私生子。因其非婚生,郧国夫人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婆便把他扔到云梦泽。结果被老虎看见了,不但不吃孩子,还用乳汁喂他。这事被去云梦泽打猎的郧子,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公看见了,大为惊诧,这才收回了这孩子。后来,这孩子也成了一位名人,即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除弃子外,还有一种更为野蛮的习俗,即“杀首子”。也就是说,男子婚配后,无论是妻还是妾,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统统杀掉。古代越国东边有个部落,甚至还要把“首子”吃掉。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前妻或妾多半已和别人有过性关系,腹中之子来历不明,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为了不至于紊乱血统,便只好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岂但不得“人心”,也不合于“天意”,这才有弃和子文为“神”所护的传说。其实,天意即民心,神话不过是人心的一种反映。但无论如何,深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理的周人,不会不顾忌到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滥杀无辜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同性恋”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人类的性关系,除夫妻外,还有其他形式,如纳妾、宿妓、偷情、通奸、苟合、强暴等。这些形式,历史上有,现在也并未完全消亡。但是这些形式都不正当,法律不允许,道德也不支持。所以,这些形式,有的要受限制(如纳妾),有的要受鄙视(如苟合),有的要受批判(如私通),有的要受制裁(如强奸)。其中,除纳妾因其是一种“准夫妻关系”而曾被容许,宿妓因其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曾被默许外,其他方式,都只能是地下活动,或半公开半地下,不大见得了人,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只有夫妻,才是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中国如此,外国如此,世界如此。 那么,为什么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正当的男女关系呢?因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动物的性关系不必规范,无须管理,也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人则不然,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他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必须规范和管理,也必须从野蛮走向文明。夫妻就是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这种文明形式的形成,无疑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无疑也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作为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夫妻关系不仅是人类最正当的两性关系,也是人类最常规的两性关系,因而对男女性别角色的塑造,影响也最大。因为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确证,也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生成。有男人才有女人,有女人才有男人。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男人也是女人的一半。有什么样的男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而有什么样的女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只有在一定的男女关系中,才能作为男人和女人而存在。夫妻关系既然是最正当也最常规的男女关系,则其对于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角色的生成,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点,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就尤为突出。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因囿于“男女之大防”,男女之间,交往极少。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夫妻关系,几乎是唯一的男女关系。而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大多早婚。男孩子和女孩子,往往刚刚成人,便已婚配。也就是说,当他们刚刚进入性别角色状态时,便已或为人夫,或为人妻。这样,夫妻关系,对于他们性别角色的塑造和生成,就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两性关系时,便不能不首先讨论夫妻关系。 正因为是大事,所以不敢马虎。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大事的具体操作,大体是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与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和,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定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到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节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新婚之日,无不亲迎,唯皇帝因至尊而例外。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宠,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倘无花轿,决不嫁人。以上六大程序,合起来就叫“六礼”。依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然而,正是在这庄重、认真、严谨到近乎繁琐的仪节中,我们看不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而且,除新娘有权要求新郎新迎(这往往也是女方家族的要求),新郎有义务亲率鼓乐仪仗彩舆迎娶外,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反倒好像是别人的事情。选择、决定和操作,都由别人代劳并承包,男女双方当事人则有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这真是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其程序都大体如此,居然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人的结婚,其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结婚,究竟是谁的大事? 其实,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个目的,用《礼记.昏(婚)义》上的话来说,便是“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让男方的家族,在祖宗面前有个交代。因为祖宗开创了这个宗族,是很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延绵不绝的。至少,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至于太不成器。现在,宗族中的一员“娶媳妇”了,这就说明他很“成器”,已经是一个长大了的、有能力的、负责任并能把宗族血脉延续下去的人。这就足以告慰祖宗,否则就会丢祖宗的脸,让祖宗在地下也“没脸见人”(其实是“没脸见鬼”)。所以,一个青年男子如不肯结婚或无力结婚,是辱没先人,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也所以,为了不负“祖”望,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结婚。 当然,祖宗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所以,新妇入门以后,要举行成妇之礼和“庙见之礼”。“成妇之礼”即“拜舅姑(公婆)”,于迎亲之次日清晨举行。届时,新妇要沐浴盛装,拜见公婆,并献上枣、栗、馔修(duan xiu,即肉脯),表示“早自谨敬,断断自修”,然后再献盛馔。饭毕,舅姑从客位下堂,新妇从主位下堂,表示这个家,从此就交给儿媳妇了。 “庙见之礼”,即新妇要和丈夫一起到夫家的家庙或祖宗的牌位前举行拜祭仪式。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要在三个月后到家庙或牌位前祭拜舅姑,并祭告说:“我来你们家做媳妇了。”如此这般以后,新媳妇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确认,否则就叫“妾身未分明”。杜甫《新婚别》云:“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这位新妇尚未行上述二礼,丈夫就被抓了壮丁,弄得她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实在太惨了。 更惨的是,如果等不到三个月行庙见之礼新妇就死了,便不能葬在夫家坟地,得将尸体运回娘家去。因为她还没有得到夫家祖宗父母的承认,也就算不得夫家的人。既然生非夫家人,当然死非夫家鬼。她这个婚,也就算是白结了。 不过,“上以事宗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帮助宗庙香火不绝。依礼,祭祀宗庙的只能是男子,女子没有祭祀权,也没有接继血统之权。因此,结婚又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目的——生儿子。 结婚之后必须生儿子,这几乎是每个旧式媳妇都知道的。早在出嫁时,她的母亲便已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告诉她,希望她出嫁出去以后“肚子争气”。进夫家门时,夫家要以口袋铺地,让新娘从上面走过去。走过的袋子,又迅速地传到前面铺在地上。如此一袋一袋传过去,袋袋相传(意谓“代代相传”)。这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新人入门之后的首要任务——传宗接代。 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后,生男生女,甚至生不生孩子,都不是由这两个人主观愿望来决定的事,更不是妻子单方面的事。说得白一点,这多半要靠运气。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结婚后的生育,可能有四种情况:男孩女孩都生,只生男孩,只生女孩,男孩女孩都不生。只生男孩当然没有问题:生一个是“喜得贵子”,生两个是“龙腾虎跃”,生三个是“三虎为彪”,生四个是“四大金刚”,生五个是“五虎上将”。“家有五虎将,半个土皇上,”父老乡亲,都要另眼相看,不敢欺侮怠慢。男孩女孩都生也行,叫“儿女双全”,同样被视为有福气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风俗,要在婚床上放红枣和栗子,取“早早立子”之意;放莲子,取“连连得子”之意;还要放花生,意思是说“花着生”,男孩女孩都有,花色品种齐全,更能尽享天伦之乐。这两种情况,都算好运气。 最倒霉的是一个也不生,这会被认为是夫家的“家门不幸”。老百姓们会说:“母鸡还下蛋呢,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于是,这个女人就可能被休弃,因为她“无出”,够了被休的资格。只生女孩也很糟糕,因为她尽生“赔钱货”,等于是一个弄得企业年年亏损的厂长,董事会当然要撤他的职。所以只生女孩的媳妇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被休弃,因为她同样是“无出”;或者继续不停顿地一口气生下去,直至生出男孩为止。无论何种前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很惨。 当然,不被休弃也是可能的,但必须同意丈夫纳妾。你自己既然“没本事”生男孩,就允许别人来代替,也得容忍丈夫宠爱那能生男孩的妾。这种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但婚姻的目的既然是“继统”,女人们即便一肚子怨气,又能怎么样呢? “缘”是相对“统”而言的。统即血统,是一个垂直方向的血亲关系体系。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构成一个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组合而成的父系血亲集团,叫“九族”,又叫“父族”。这个集团的统绪,就叫“血统”,也叫“父系”。 缘即血缘,是一个横向扩散的亲属关系体系。它以非血亲的“夫妻”关系为核心,凭借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向周边扩散,形成民间所谓“亲戚”的关系。其中有血亲(如表兄弟姐妹),也有非血亲(如岳婿、连襟)。一般地说,只有血亲才有血缘关系,非血亲则没有血缘关系,但非血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却又在“亲缘”关系之内。 可见,“缘”的等级是低于“统”的。统是天生的,缘则是人为的;统是固有的,缘则是找来的。缘这个字,本来就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沿、凭借等义。可见“缘”不会天生就有,得靠人去“结”,所以叫“结缘”。 那么,为什么要结缘呢?因为要继统,就得生育,而同一血统中的男女又不能婚配。于是,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扩展,种族要延续,就非到血统以外的家族那里去结缘不可。这就叫“姻缘”。姻就是因,姻亲即“因而成亲”,姻缘即“因而结缘”。有此姻缘,则非亲非故,也能变成亲如家人了。 其实,“婚姻”这两个字,本义就是“结缘”。婚是男子娶妻,姻是女子嫁夫。所以妻之父(岳父)叫“婚”,夫之父(公爹)叫“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叫“婚姻”。也就是说,婚姻从来就并不仅仅只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更是双方家族之间的事,是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相互结缘,谓之“合二姓之好”。这句话真是说得“好”!因为“好”这个字,原本合“女”与“子”而成。你们家出一个“女”,我们家出一个“子”,和起来就是“好”,又叫“百年之好”。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真是何乐而不为? 所以,当一男一女两个人有了感情时,大家便会说他们“好上了”。不过,在中国古代传统婚姻中,“好上了”的可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 最大的好处,是使两个本无血亲关系的家族有了亲缘。中国人很重视亲,而“亲”无非两种三类。一类是“直系”血亲,如父子、祖孙等,另一类是“旁系”血亲,包括父系旁支(如“五服”之内的从祖兄弟和族兄弟)和母系亲属(如表兄弟、表姐妹)。这两类都是“血亲”,因为他们之间多少都有共同的遗传因子,多少都有血的联系。另一种只有一类,即“姻亲”。姻亲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按说不该亲的,然而却也成了“亲”,这就是婚姻的功劳。正因为婚姻能使不亲者亲,所以结婚也叫“成亲”。 首先“成亲”(成为亲人)的当然是夫妻。不过,因为婚姻又首先不是两人的事,而是两家的事,因此受惠者又不止于夫妻二人,而是遍及夫妻两族的全体,并由此制造出许多“亲”的关系来,如亲家(双方父母)、连襟(姐妹之夫,又称娅、僚婿、友婿、连袂、一担挑等)、妯娌(兄弟之妻,古称娣姒),以及其他说不出名目的姻亲。这一下子,“亲”的队伍,便大规模地壮大了。 成为“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啦!“是亲三分向”。中国人接人待物,说话办事,从来就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亲人即便犯了罪,也要包庇。执法官如果是亲戚,板子也要打得轻一些,甚或会私下里放了他。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本不健全,冤假错案又多,无妄之灾,时有降临,如果没有亲戚帮衬,日子就不好过。有了亲戚,好人有帮衬,坏人有帮凶,所以无论好人坏人,都很着重结缘。 更何况,结缘这事,是没完没了的。张家和李家结缘,李家又和王家结缘,张家也和赵家结缘,结果,张王李赵,都成了“亲戚”。如此攀援下去,瓜藤扯柳叶,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于是,“俺媳妇她娘家侄的小姨子的婆家兄弟媳妇她哥”,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也是亲戚。有这种亲戚关系,到衙门机关里去办事,至少能换来一张笑脸,不至于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谁说没好处?婚姻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怎么会不为国人所重视?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婚姻而言,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以及保证男方家族子孙延绵,才是内容。 然而,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只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它只是旧家庭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当然不必操心,不必过问,不必参与,只须完全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坐享其成”好了。 当然,当事人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无论婚姻的选择和缔结如何受他人摆布,“夫”和“妻”这两个角色,还得他们自己去扮演。 我们先看什么是“夫”。高鸿缙的《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而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写作“大”,意谓“大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说,则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过是指“成年男子”。 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而只有“妇”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说文》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也就是说,妇是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实,妇就是妻。或者准确一点说,妻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而妇则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所以《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 不过,从篆文看,妻这个字,也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装饰品之形。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不过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 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未成年人,总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无法承担婚后的责任与义务。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上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想想看,男女当事人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顶多在相亲时偷偷看过一眼),哪来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只是一种社会的和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男子成婚后,要成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的建设和家族的兴旺克尽厥职,年龄太小,当然干不了;女子成婚后,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儿育女,管理家政,年龄太小,当然也做不来。 所以,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安排在他们的成年仪式上进行。这个仪式,就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由于它们往往与婚配有关,因此又叫“婚冠礼”。 冠礼和笄礼,说穿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男孩留在左右两边,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抚摸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男孩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或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ji)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名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或相反,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或相关,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任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和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且字后还要加职衔,或加先生,如“辞修(陈诚)将军”、“任潮(李济深)先生”。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不称字,如孔子对子路(仲由)说话,就说“由!诲汝知之乎?”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常于此时为子女定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成为“婚冠礼”。女子如年满十五未许嫁,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之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又因为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之后才能结发加笄,因此又把成年时即结婚的夫妻或第一次结婚的夫妻,称作“结发夫妻”。 婚冠二礼同时进行,是周制。后来没有冠礼和笄礼了,或不那么认真了,定婚许嫁也不一定与儿女的成年同时进行,但儿女一旦成年,父母就要为他们的婚事操心,倒是天下之通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不但是他们的义务,更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男女双方必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才是“合法夫妻”,叫“明媒正娶”。否则,便是违法,至少也不算数,或者要降格处理。比方说男女二人,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私定了终身,那么,不管他们同居了多久,哪怕生了孩子,也不算夫妻。即便承认他们的同居关系,那妻子也不能算“妻”,只能算“妾”,这就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例如宋江和阎婆惜同居颇久,但因婆惜不是宋太公为宋江指定的,就不算妻,只能算妾,即便杀了,判刑也不重。 这种规矩和礼法,在某些人看来,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不但合理,而且合情。孟子就说,男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他娶一房妻室;女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她寻一个婆家。做父母的这一片良苦用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如果少男少女们公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个儿钻窗户扒门缝地互相偷看,爬过墙去私下相会,那就会弄得父母和国人都看不起他们的(《孟子.滕文公》)。 孟子这话,颇有些逻辑不通。按照孟子的逻辑,婚姻之事,既然有父母操心,当事人就不该自己去做,因为那会让父母“伤心”。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他能吃饱饭的。如果他不等父母来喂,自己就张口去吃,岂不是让父母太伤心了吗?可惜,好像倒并没有谁认为饭不该自己吃的。既然饭可以自己吃,那么,为什么丈夫或妻子就不该自己去找,非得要父母去“喂”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传统社会认为,婚姻根本不是男女当事人个人的事,而双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寻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媳妇,当然由父母去挑选;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着自己来操心。不操心也不负责,吃现成饭,不也挺好吗?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让父母去操劳者。 可惜,“媳妇”和“婆家”虽说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决定,婚后的日子却只能由自己来过。这就好比闯祸的是别人,受罚的却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尽管孟子断言“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似乎父母之包办子女的婚姻,全是一片爱心,是为了子女好。但其实,父母的心思并不都一样。 确有真心为子女好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往往会费尽心机,左挑右捡,唯恐不如意。但即便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如何,也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爱毕竟是主观的。父母看中的,子女不一定喜欢;父母讨厌的,子女也未必就不爱。以父母之好恶代替子女之好恶,至少也无法避免“好心办错事”,如贾迎春之“误嫁中山狼”,薛文起之“悔娶河东吼”,都如此。 更何况,婚姻的目的,原本就不是男女当事人的幸福,而是“合二姓之好”。所以,父母在为子女选妻择婿时,往往会更多地从家族的利益出发,而难以顾及子女们的意愿和情感。甚至当婴儿还孕育在母腹中时,其父母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婚姻命运,这就是在旧中国曾风行一时的“指腹为婚”。 历史上的指腹为婚始见于《后汉书.贾复传》。据记载,在一次战争中,汉将贾复受了重伤,汉光武帝闻讯大惊,认为这都是自己轻敌所致,于是便与贾复指腹为婚(这时贾复之妻正好有孕):如果生女孩,“我子娶之”;如果生男孩,“我女嫁之”。这大约是史书所载之首例指腹婚。皇上既然带了头,臣民们自然乐于效法。魏晋六朝时,指腹婚颇为盛行。比如《魏书.王慧龙传》载:王慧龙妻与卢遐妻同时怀孕,崔浩便在中间为两家撮合,谓“可指腹为婚”。又《南史》载:“韦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 指腹婚之无视当事人的人格、意志、情感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其所以流行,就在于婚姻关系中,家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当事人的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连姻,是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而指腹婚则可以把本来要到十几后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好处,提前支付给双方家族。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住房,可以提前享受一样。但可惜,在这里,享受好处的是双方家族,偿还债务的却是腹中胎儿。事实上,这种危险的交易,是用两个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来作抵押的。 其实,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看出这种婚约有多么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那腹中婴儿长大了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十几年后两个家族的兴衰如何。结果,双双出落成俊男靓女的有,变成了恶少丑女的也有;两家依然富贵荣华世交如故的有,一家家道中落或两家翻脸交恶的也有。如果事情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美满如意,则“结缘”就会变成“官司”,“亲家”就会变成“冤家”,那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 如果说,“父母之命”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媒妁之言”就简直莫名其妙。娶媳妇又不是买房子,干嘛非得经过“物业公司”的中介,才能成交呢? 然而,媒妁在中国传统婚姻中,就是不可缺少。哪怕双方父母赞成,当事人自己也乐意,仍得请媒人来撮合一下。如果请不到媒人,那就只好不结婚。“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似乎比父母还要重要。 婚姻须经媒妁,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缔结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证和承认。代表社会加以承认之公证人和公证机构,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现代是婚姻登记处及其工作人员,在古代则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 在中国古代,是连两个家族缔结婚姻的可能性,都是要取决于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终身”,就连双方家族也不能“私结良缘”。双方家族的意向,一开始就得由媒人去传达。这种安排,自然有它的好处。第一,媒妁因为专司此职,当然消息灵通,知道谁家有男欲娶新妇,谁家有女待字闺中,好比一个“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从中进行“优选”,使门当户对者喜结良缘,让怨单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缔结婚约,事关荣辱,若遭拒绝,就很没有面子;而媒妁既非当事人,又非当事人家族,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职业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会有绕不过去的弯。第三,缔结婚姻,牵涉到双方许多实际利益,讨价还价吧说不出口,不讲价钱又怕吃亏,由媒人从中斡旋,两个家族的互惠交易也就比较容易谈拢;而且,不管谈不谈得拢,将来双方见了面,都不怕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第四,由于婚姻必经媒妁,而媒人们又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当事人,就既有一种威慑作用,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能让“防儿如防贼,防女如防妓”的父母放心。也许,正因为媒妁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但政府规定婚姻必经媒妁,当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赖于媒人,甚至相当信任媒人。 中国古代的媒人有点像当今西方的律师,都是只要自己的案子能办成,不大管别的什么。不同的是,西方的坏律师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顾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但背叛当事人的却不多;中国的坏媒人却是只要能撮合成一桩婚姻,当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虑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正如畲族《骂媒歌》所唱的:“媒人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管你牡丹配青树,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与歹,管你牙齿咬舌条。只要钱财捞到手,三寸舌头任鼓摇。” 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媒人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促成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中国古代的媒人却似乎鲜有这样的考虑。于是,不负责任,乱点鸳鸯谱者有之;不怀好意,甘当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说成酒窝者有之;瞒天过海,让瞎子嫁给聋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国词汇又丰富,近义词足够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说成厚道,狡猾可以说成聪明,短胖可以说成敦实,削瘦可以说成苗条。双方当事人及其家长既然不便“实地考查”,就只好对媒人的介绍“胡乱琢磨”,甚至“上当受骗”。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书中所指出:“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 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插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情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曲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其丈夫不是长子),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 按照现代婚姻观,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因相互吸引而生爱慕之情,又因情投意合、难舍难分,终至决定共组家庭、永不分离,这才去履行法律上和习俗上的结婚手续,正式成为夫妻。 这样的婚姻,显然是最合乎人性的。因为任何婚姻中都不可能没有性的内容。婚姻不等于性,却也不能没有性;而人类的两性关系,其最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中有着而且必须要有爱的内容。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爱”强烈要求“情有独钟”,这才使“一夫一妻”这种两性关系得以出现。换言之,夫妻关系原本就应该是爱情关系,因为它是由原始爱情的自由结合演变而来的,婚姻制度则不过是对它的社会承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的婚姻。 最合乎人性的,也就是最道德的。因此恩格斯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才合乎道德。然而奇怪得很,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男女青年因相爱而结合,反倒被认为“不道德”:“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个青年男子如果自己择偶,多半会被看作“花花公子”、“浪荡鬼”、“臭流氓”,或者“色鬼”;一个青年女子如果自己择偶,则一定会被视为“恬不知耻”、“死不要脸”,甚或被视为“婊子”和“破鞋”。人们会这样议论评点:“真不要脸,哪有闺女自己给自己寻婆家的!”或者:“这小子真不地道,自个儿给他妈找媳妇。”很显然,在这里,男女青年因爱而结合,已经从“最道德的”变成了“最缺德”的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以恋爱婚姻为非法和失德,只能证明“无爱之婚”已成为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方式。所谓“最常规”,并不表现在统计数字,比如百分之多少的婚姻无爱等等。事实上,谁也提不出这个数字,因为既没有人想到要去统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发生所谓“私定终身”的事,便立马成为“传奇”,被写进小说,搬上舞台,大加渲染,广为流传。什么是传奇?也就是罕见少闻、稀奇怪异,故事情节离奇,人物行为超常的意思。自由恋爱成为“传奇”,恰好证明只有无爱的婚姻才是“常规”。 在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也很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算一个,白朴的《墙头马上》算一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个。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离奇: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畔,醒后感梦伤情,愁病而死。死后,杜丽娘的游魂找到了柳梦梅其人,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掘坟而再生。复生后,几经周折,才终于成就了婚姻。这个传奇,寓意其实是很深的:梦中相爱,即等于说现实中不可能相爱;死后成婚,即等于说活着时不可能成婚。有人说这个传奇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着“美丽的爱情”,我倒以为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实在少有爱情。即便有,也只能是一个梦,很难变成现实。 因此,对这类传奇故事,中国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多数人当然是“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这种事情实在罕见少闻,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自由恋爱,毕竟是最合乎人性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又曾有过自由恋爱的时代(详后),所以人们对于这种浪漫行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是心仪已久,颇向往之。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宣泄压抑的情感,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类传奇在民间,是大受欢迎的。正因为大受欢迎,才会屡禁不止,久演不衰。 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传奇,确实以其自身的魅力,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当然要引起这些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了。 最“高明”的态度,是《红楼梦》里贾老太太的看法——“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依贾老太太的说法,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养在深闺,什么事也没有的,“只见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是门风严谨,奴仆成群,怎么一到这时,就只一个紧跟着的丫头知道?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可见,这都是说书人瞎编出来的,而且编得还不那么“圆”。总之,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没有必要去当真。于是轻飘飘三个字,便把这些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都打发了,可不是“高明”? 事实上,这类传奇,即便到处流传,也至多只能给人们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很少起到“启蒙”的作用。即便最为动心的人,十个当中至少有九个不敢“以身试法”。所以,尽管《西厢》、《红楼》之类多次被目为淫书,但却并未真正遭到严禁,就因为它们其实并无伤大雅,无碍大局。 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呢?对不起,那就更不必了。男的都有了老婆,女的都有了老公,那还谈爱情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呗!爱情并不能当饭吃,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操心,件件要落实,哪里浪漫得起来? 的确,婚姻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除家族有结缘和继统两大功利目的外,当事人则多半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义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讲道理的事。为什么“男大”就“当婚”,“女大”就“当嫁”呢?没什么道理,也不需要讲道理,反正这是每个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既然婚姻只是“社会义务”,而非“个人需求”,则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就当然会采取一种“听天由命”或“服从分配”的态度,不会要求非有爱情这种纯属个人的东西不可了。 至于个人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但也无关乎爱情,而是其他功利因素。对于女方来说,嫁人的目的主要是“有口饭吃”,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女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实力,比如现代女性往往要问清对方收入多少、有无住房等,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官衔,以及身材相貌等关乎面子的问题。至于男方,讨老婆的目的在古代主要是生儿子,在现代则主要是性满足,所以对女方的身材相貌往往十分挑剔,至少也得“不影响市容”或“对得起观众”。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和父母、社会一样,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排除了爱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 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事人不见面,好坏全靠运气;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定货”,可靠性高多了,但也不等于不会上当。古代的婚姻是通过媒人谈条件,当代的婚姻是自己当面讲价钱,透明度高多了,但相对而言脸皮也厚多了。 事实上,只要不是因为爱而结合,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婚姻都不可能不带功利性。所以,我们也不必太鄙薄带功利性的婚姻,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普遍模式,而且认真说来,只要双方愿意,倒也无可厚非。 其实,不论古今,中国人的结婚,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爱情。除了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杜绝他人闲话,以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满足性欲等功利目的外,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目的,这就是“过日子”。传统观念认为,孤男寡女,日子是不好过的。“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个男人,如果是“光棍”,就没有温暖和体贴,没有热饭热菜,没有干净衣裳。“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女”,就没有靠山,没有顶梁柱,没有主心骨,就会受人欺负。只有男女结合,互助互补,互帮互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不少孤男寡女,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胡乱找个人结了婚凑合着过。配偶再不如意,好歹也比“打单身”强。 结婚既然是为了“过日子”,那么,只要日子过得好,甚或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这个婚姻就可以成立和维持下去,爱不爱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婚姻的持久专一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靠生活需要和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因此不能把“婚姻的专一”说成是“爱情的专一”。混淆和等同二者,恰是我国婚恋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另一个误区则是把“和谐”等同于“爱情”。由于夫妻双方共同的目标是“过好日子”,所以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能“互助合作”。丈夫往往主动承担家庭建设的主要责任,从盖房子到打家具,从挣工资到捞外块,都责无旁贷地视为己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妻子则往往主动承担家庭管理的主要责任,从做家务到带孩子,从搞后勤到搞外交,都一律总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这样的夫妻,就会被社会公认为“模范夫妻”;这样的家庭,就会被社会公认为“幸福家庭”。但是请问,这样的关系,是更像“两口子”呢,还是更像“互助组”、“合作社”呢?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建立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互助合作关系,那么有生产队就行,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呢? 其实,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正常。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话说,一同出门也各走各的。没有话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婚前并不认识,婚后又各有职司(男耕女织);既无共同兴趣,又无共同事业,甚至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哪来的共同言语,哪来的话说?礼法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kun)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 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同事们除办公外,多少还有点闲话可说,出门办事也不妨同行同止。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这实在很虚伪,因为在要求他们制造人口时,却并不规定他们必须保持身体距离。也许在传统道德看来,夫妻之间,只有在“配种”时才可以“苟且”,其他时候则仍需“设男女之大防”吧!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至少是不赞成甚至很忌讳夫妻之间有爱情的。比如,据《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他的母亲便特别告诫他的妻妾,说是回头祭奠的时候,请你们几个委曲一下,不要容毁骨瘠,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丧服减一等,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爱老婆的人!丈夫去世,妻子悲痛欲绝,本是人之常情,也在禁止之列,还侈谈什么“爱情”?按照公父文伯之母她老人家的逻辑,丈夫死了以后,妻子们最好安之若素,装得没事人似,才是“模范夫妻”,或者他那个死去的儿子,才因为“不爱老婆”而特别地“有面子”了? 夫妻之间有感情会“丢份”,没感情则“有派”,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道理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感情淡漠,说明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数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结缘和继统,或者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做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觉得这个张敞身为首都的市长,居然干这种丢人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不过君对臣多称“爱卿”,夫对妻多称“卿卿”,而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是说,亲热你(卿),喜爱你(卿),才用“卿”来称呼你(卿)。我不用“卿”来称呼你(卿),谁又有资格用“卿”来称呼你(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 这两个故事可真够我们一些朋友高兴一阵子的。因为他们正希望找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婚姻中,“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但我以为,这两个故事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如发现一两只白乌鸦,并不能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一样。更何况,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做笑话讲的。他们决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 认真说来,梁鸿孟光夫妇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 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了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即为了“继统”而必须进行“生育”的手段。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 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报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 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无论如何,现状都得维持,那么,打听它作什么呢?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 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东汉一位叫班昭的“女圣人”制定的。班昭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才学是很好的。然而她的才学,却用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按照班昭的规定,一个妇人(已嫁女),不必才华出众(才明绝异),只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就是“有德”;不必能说会道(辩口利辞),只要小心措辞,看人说话,不出秽语,不伤他人,就是“有言”;不必脸蛋漂亮(颜色美丽),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按时洗澡,勤换衣服,就是“有容”;不必心灵手巧(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把饭菜弄整齐,把厨房弄干净,就是“有工”。我们现在称赞一个女子,总是说她“才貌双全”。但按照班昭的“四德”,则要求“才貌双不全”。最好是呆头呆脑(可以理解为“守妇道”)、笨嘴笨舌(可以理解为“谨言词”)、没神没采(可以理解为“不淫邪”)、慢手慢脚(可以理解为“勤劳作”),又丑又蠢,毫无魅力,便有希望成为“模范妇女”,“优秀妻子”。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夫妇,也一样能制造人口,而且造出来的也不一定很差。比如,贾政、王夫人便是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的孩子宝玉却是才貌双全、资质卓异之人。这可真是个“奇迹”。 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的充满着嫉恨。 王夫人并不丑。如果王夫人很丑,就不会一连生了两个漂亮儿子(贾珠和宝玉)。王夫人也不笨。她的才具虽然平平,心计却很深。其心计深就深在懂得利用自己的平庸,不显山不露水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可见,王夫人的平庸没本事,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伪装的;而她的平板无魅力,则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半是逼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端起一副“正派”架子,她才能在那个封建大家族中站住阵脚,并整垮敌人。 凑巧得很,与王夫人相匹配的,恰恰是贾政这样一个方正古板、迂腐衰朽的伪道学先生(如果王夫人的丈夫是贾赦那个色鬼,事情可能又不一样)。结果就弄得王夫人更加平庸无色。尽管对于这对夫妻的性生活,书中并未有正面描写,但不难想见一定是相当乏味。好像自从有了宝玉以后,他们就少有这方面的交往。所以王夫人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强行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并借此打发时光。 因此,王夫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好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 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因为如前所述,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婚姻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萎,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 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大体上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如爱;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恨。但是,并非一切属于爱这一类的感情都是“爱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 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这种“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情”的话),就是“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常见有妻子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却断然不肯离婚者,除了某些实际的考虑(如离婚“太丢人”、“没面子”或生活困难外),妻对夫尚有“恋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区别主要就在于爱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它表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冲动。正因为是一种冲动,所以会“一见钟情”;正因为是主动的,所以能“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作为主动者,既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既可以爱这个,也可以爱那个。而且,一旦真爱,便十分强烈,不可磨灭,难以忘怀。恋则不同。恋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只能产生于行为和关系的既成之后。比方说,先已经有了家,后来在情感上觉得已经离不开了,就叫“恋家”;先已经有了故土,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土”;先已经有了祖国,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国”。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国,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故土、祖国。所以恋又都是被动的。传统婚姻的配偶既然并非男女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既然他们只能把这婚姻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般地说,也就只能产生被动的“恋情”。 因此,将爱与恋混为一谈,甚至统称为“恋爱”,其实是一种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词”,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不能细说,大体上是“介乎有意无意之间”吧!不过,爱与恋虽有区别,却有也联系,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爱转化为恋不必说,相爱者必相恋,几乎是一个规律。甚至在传统婚姻中,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于某种原因,双方(或其中一方)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尽管爱与恋可以互相转化,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之情,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许多功利的考虑,比如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等等。因此,只要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同心协力地兴家立业、生儿育女,双方也就有了产生“恋情”的共同基础,即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待“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舍即放弃,如舍身为国、舍己救人。之所以恋恋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处,叫做“难以割舍”或“难分难舍”。这种心理不但可以用之于人,也可以用之于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虽已破旧,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说就是爱,而只能说是恋,或至多说是“爱惜”,不能说是“爱慕”。相反,如果对方“靠不住”,则无所依恋,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这可统计不出来,但相信一定很多。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类的笑话,古代有,现代也有;平民百姓讲,达官贵人也讲。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府夜宴,击鼓传花,轮到贾政讲笑话,一开口便是:“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结果,“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话说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贾政之“方正古板”,半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人,居然也会讲怕老婆的笑话,而且据他自己说也只会讲这个,这就说明这类笑话是何其之多。而以贾政之“非礼勿言”,半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的人,居然当着母亲、夫人、子女、媳妇、亲戚的面,大讲怕老婆,也可见这类话题是百无禁忌,而这类事情更是遍地开花了。 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当数唐初御史大夫裴谈。此公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他有“怕绩”,还在于他有“怕论”。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和执法,相当于今之监察部长兼司法部长,想来口才和辩才都是很好的。所以,当别人嘲笑裴谈的惧内时,裴部长便发表了一通辩词。他说,“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好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 裴谈的惧内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则大家自然拿他来做一个标竿。有一次,伶人为唐中宗和韦皇后表演节目,就居然唱道:“回波尔如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这里说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强人”武则天的窝囊儿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样,也是个怕老婆的货。所以,一个戏子,也敢当面说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宫外是裴大人,宫里是万岁爷。此外,后来的唐肃宗,也极怕老婆张皇后,以至当时的诗人还有“张后不乐上为忙”的讥讽。 既然皇上带头怕老婆,则臣下效法,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为一代风气,怕老婆的事,层出不穷。到了宋,皇帝受制于皇后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阶层之畏妻,还依然如故。比如“河东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于宋。“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于前述,“胭脂虎”则是宋代尉氏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朱氏凶悍无比,陆某畏妻如虎,居然连一县之政令,也要请示夫人,这就真是阴阳倒错,不成体统了。 比方说,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吕正己,便都因为惧内而被罢官。阮嵩是唐初贞观年间人,官居桂阳县令。有一次,他在客厅里请客吃饭,一时性起,招来女奴唱歌。老婆阎氏知道后,竟披头散发,光脚赤臂,持刀冲进席间,吓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哄而散。这事闹得“太不像话”,结果考评时,上司便评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评为下等,罢了官。 吕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个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听说了,居然爬上墙头大骂。这件事当然也闹得“太不像话”,结果皇上得知,也罢了吕某的官。照理说,丈夫惧内,就像前面说过的张敞画眉一样,原不过是人家两公婆的事,哪里用得着政府干预,皇上过问呢?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是“以礼治国”,而所谓“礼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这些原则,必须从上到下,全国执行。各级官吏,更应该身体力行,以为表率。如果一个官吏,竟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国?而一个朝廷命官,竟被当众辱于妇人而不能整肃,则国家体面何存?所以阮、吕两位,便只好丢了乌纱。 至于民间,对于这类事情,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在一般民众看来,老公怕老婆,不过是一件可笑甚至有趣的事情罢了。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夫为妻纲”,乃天下之通则,而这一家人居然倒了过来。这就像一个人把衣服穿反了一样,岂不惹人发笑?当然,衣服穿反了可笑,不仅因为那是一种“倒错”,而且因为这种“倒错”是无伤大雅的。民众以怕老婆为可笑,也因为这种事无伤大雅。认真说来,“夫为妻纲”是那些礼法森严的大户人家的事,小民们并不那么认真。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多地还是“男耕女织”的“互助组”模式。互助互补,互帮互让,无所谓纲不纲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实无伤大雅。 不过即便在小户人家,“男尊女卑”的样子,总归是要摆一摆的。如果有谁连样子都不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有趣,也就无妨说他一说,给枯燥平板的生活添点乐趣,加点佐料。在这时,说的人笑,听的人笑,甚至被说的人自己也笑。笑完以后,也不当回事,各人回去照旧过日子。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关系,除恋丈夫和怕老婆外,还有一种情况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视和敌视。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证据是,在中国的离婚案中,“好说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闹”的不少。其程序大体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满,再是彼此指责,继而寻衅闹事,最后大打出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离婚。甚至直到对簿公堂时,还要互相辱骂。反正夫妻俩闹离婚者,多半已恩断情绝,反目为仇。 对于这种情况,古代有个说法,叫“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夫妻两个,虽说并不一定要有爱,但再不济,也得能凑合着过。倘若两人关系,竟如猫和鼠、狼和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当然无法再过,只有离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彼此姻缘不合,必是前世冤家。” 其实,即便不离婚,夫妻两个吵架、对骂、互打的情况也不少。俗云:“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看来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也不影响感情。这种现象,国外也有,并非咱们的“国粹”。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的配偶,称为“冤家”,并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说法。既然是冤家,为什么又要在一起过日子呢?一种似乎“在理”的解释是:这是对包办婚姻的一种潜在的反抗,即因为不满择偶的身不由己,便把气出在配偶的身上。但据我观察,称配偶为“冤家”,尤其是妻如此称呼夫,多半倒是一种“昵称”,所以又有“俏冤家”的说法。这种心理其实很复杂,姑且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不少夫妻的心理深层,都确实潜意识地存在着一种敌意,一点点鸡毛蒜皮,都会引发“两伊战争”,弄得“海湾地区”不得安宁。 至于相互之间不满,看不顺眼,挑毛病,找岔子,男的指责,女的唠叨,两公婆不停地拌嘴,这类事情,就更是多得难以尽数。不过,这类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不过“小菜一碟”,早已不足为奇,不值得大惊小怪,拿出来说了。 总之,在传统婚姻中,总体上说,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夫妻之间,处于一种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关系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却不可以“疼老婆”;妻子只能“恋丈夫”,却不能“爱丈夫”。夫妻双方,都只能“例行公事”,不能“产生私情”。结果当然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甚至少有性爱,则婚后的男子(女子无此权利),便只好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寻找爱情,或者去寻找生理和心理的满足。 妾是相对妻而言的。所谓妻,就是男子的“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结成这种关系,要经过一系列的“正式”手续,即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举行从纳采到亲迎等一系列仪式,还要拜舅姑、祭家庙。这样“明媒正娶”来的妻,当然在名份和待遇上都受到“礼”与“法”的保护,有着妾不可企及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夫妻是一种正式婚姻关系,妻是夫的正式配偶,所以妻又叫做正室、正房、嫡配、原配、夫人等。 妾则是男子的非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谓非正式,就是没有或不必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明媒正娶”的意思。妾的来路不一,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是偷的、抢的、骗的、买的、讨的、借的,样样都有。当然,也有父母“赏”的,但这与父母为之择妻仍不相同。择妻,不仅是择妻本人,也是择妻族,是“合二姓之好”;而“赐妾”则全无这些内容,夫家与妾家也没有婚姻关系,不算“亲家”。这样,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夫与妾之间在名份上,就不能算夫妻。 但是,夫与妾之间,又在实质上具有夫妻的性质,包括:妾只能有夫一个性对象,妾之所出被承认为夫之子,妾与夫一般都共同生活,对于夫之财产有部分继承权等等。这是妾与妓不同的地方。要言之,夫与妾,乃是一种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的两性关系,我们无妨称之为“准夫妻关系”或“非正式夫妻关系”。正因为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以男子之获得妾,便不能叫“娶”,而只能叫“纳”(纳妾),甚至干脆就叫“买”(买妾)。之所以叫“买卖”,不仅因为不少妾确实是买来的,还因为依礼法,“妾通买卖”,不是买的也是买的。叫做“纳”,就算是相当客气了。 什么叫“纳”?纳也者,收容之意也。男子将女子“非正式”地占为己有,还要说是“收容”,这当然混帐得很。但名之曰“纳”,也还有“容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对妻而言的。也就是说,妻容忍夫把妾“纳”入家中、“收”在房内,以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候补队员”,成为自己的“副职”和“帮手”,故曰“纳妾”。 可见,没有妻,也就没有妾。妻和妾,都是夫的性对象。但是,妻与夫有正式婚姻关系,妾与夫只有非正式的婚姻关系。所以,妻有“正室”、“正房”等称呼,而妾则只能称之为小妻、旁妻、下妻、次妻、庶妻、小妇、侧室、偏房、副室、姨太太、小老婆等。总之,妻为正,妾为副,妻为主,妾为仆。“明媒正娶”的妻,与“来路不明”的妾,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妻与夫,是配偶、伴侣关系;而夫与妾,则是主仆、主奴关系。这样,妻与妾,在理论上也是主仆关系。至少妻对于妾,是“半个主子”,和夫一样,对妾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依礼,夫纳妾,应经妻的批准;夫与妾同房,也应经妻同意。因为“纳妾”之义,原本就有须经妻“容纳”的意思。尽管在事实上,不少男子纳妾,未必要妻批准;与妾同房,也完全由自己兴之所至。但至少在理论上,妻是拥有这一权限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确有因妻坚决反对而丈夫终于未能纳妾者,比如东晋的当朝显贵谢安即是。 妻与妾既然有主仆的名分,则妾对于妻,也应谦卑自抑,恭敬有加。她应称妻为“夫人”、“太太”,晨起晚睡时,要向妻请安。妻吃饭时,妾应站在旁边伺候。如妻赐坐,也只能坐半边屁股,而且时时站起来添饭、布菜。总之,妾绝不可与妻平起平坐。因为依礼,“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伉俪,即匹配,所以夫妻又称伉俪。妾既与夫“不得伉俪”(不匹配、不对等),当然也不能与妻对等。 妾不但不能与妻平起平坐,而且还要受妻管辖。因为妻作为“主妇”、“主母”,享有法定的“治内”权,即管理家内事物的一切权利。这个权利是礼法授予的,连夫也不得僭越和干预。夫如干预妻“治内”,一旦妻搬出“礼”来,则连夫也只能自讨没趣。这个“治内”权,当然也包括管理妾在内。比方说,未经妻批准,妾不得出门;妻训斥妾时,妾不得还口;他人赠物与妾,未经妻允许,妾不得接受等等。甚至,在法定由妻陪侍夫的日子,即便妻不在,妾也不得代行其事。 妻妾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终身的。许多朝代,都有不得以妾为妻的规定。唐代的杜佑,就因为晚年以妾为妻,颇受士林的指责。甚至直到死后,妾与妻也仍不能平等:妻死可以与夫同椁,而妾则无此殊荣。 前已说过,妻族与夫族是“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关系,妾族则不然。郑玄对《礼记.坊记》的笺注说:“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也就是说,妾就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一样,是一种如同娼妓一样人皆可夫的“公物”。所不同者,娼妓是零售商品,妾则被一次性“买断”。既然是“公物”,当然也是没有“家族”的。即便有,也不把妾的家族视为家族,因此,一般地说,夫家与妾家不相往来,也不认这门“亲戚”。即便打交道,也只不过视为奴仆,只能享受奴才的待遇。比如贾政之妾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代理王熙凤主持家政的贾探春虽然是赵姨娘的亲生女儿,也仍然只“公事公办”地照着对待奴才的规矩,打发了二十两银子。赵姨娘闻讯起来,找探春闹事,说是“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结果,探春没听完,就“气得脸白气噎”痛叱赵姨娘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就升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这里所说“升了九省的检点”的,就是王夫人的兄弟王子腾。因为王夫人是贾政的正妻,所以探春虽是赵姨娘的女儿,却只认王夫人的兄弟为舅舅,不认赵姨娘的兄弟为舅舅。 不但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而且赵国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舅舅。他见了赵姨娘的儿子贾环,也是一副奴才相。所以探春才说:“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在这里,探春不但不认这个舅舅,而且还直呼其名,完全是主子对奴才的“谱”了。 夫家不认妾家这门“亲戚”,这就在礼法上断绝了妾的后援,使妾在夫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其实,即便夫家承认这门“亲戚”,也不顶用的。因为让女儿给人家做妾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不会有多高,而小户人家的女儿嫁给大户人家,即便做妻,也没多少地位。不信请看贾赦的正妻邢夫人,又有多少地位来着? 对于这一点,礼法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依法,妻之子曰“嫡子”,又叫“嫡出”;妾之子曰“庶子”,又叫“庶出”。嫡子是宗族血统的当然继承者,庶子决不能僭越嫡子而承继宗祧。也就是说,嫡子与庶子,一生下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这种高低贵贱,又是由他们母亲的身份决定的。这就叫“子以母贵”。 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正妻“无出”(没有生过儿子)。这对于庶出及其生母而言,就算是走了“狗屎运”,拣了“金元宝”。因为这时,庶子便可以承继宗祧,升为嫡子,成为新一代的族长或家长。这时,他生母的地位,当然也会相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很可能有做“老太太”的福分。这就叫“母以子贵”。 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依礼,家庭的主母仍然是妻,妾的儿子即便承继了宗祧,他的生母也仍不能超越“嫡母”(父之妻)的地位。比方说,妃的儿子当了皇帝,她自己固然也可以弄个“太后”当当,但仍然不如由皇后直接升格而成的太后。比如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为生母争了老半天,也才得了个光秃秃的“太后”,比不得皇后,在太后之上还另有徽号。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只是靠着张居正的帮助,才弄来了一个徽号,尊为慈圣皇太后。再后来,清的同治皇帝,也是“两宫并尊”:嫡母为慈安皇太后,生母为慈禧皇太后。但是,饶这么着,底下的人还是敬慈安而畏慈禧,背地里叫慈禧为“西边的”(居于地位较低之西宫之意),“并尊”的后面仍有歧视。 道理也很简单:妾虽然生了儿女,但这儿子却是替妻生的。从名分上讲,妻才是这些儿子们的母亲。换言之,生儿子的是妾,做母亲的是妻。所有的子女,无论嫡出庶出,都要认父之妻为母。对于自己的生母,则可认可不认。比如探春就和宝玉(嫡子)一样,管王夫人叫“太太”,管赵姨娘叫“姨娘”。在公认妻为母的前提下,妾之子当然也可以承认自己的生母,并在嫡母的允许下孝敬生母。但是,嫡子对于“庶母”(父之妾)则无承认和孝敬的义务。不但无此义务,而且最好不要往来,不要见面,不要说话,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因为妾与夫往往年龄悬殊,嫡子与庶母则有可能年龄相近。为了“设男女之大防”,严防“乱伦”,嫡子与庶母之间,应该采取回避政策。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嫡子幼时,母即去世,嫡子由庶母抚育成人。这时,庶母之于嫡子,就有了母子情份。依照“生身不如养身”的原则,嫡子应视庶母为养母,但在名份上,嫡母还是父之妻。 嫡子交由庶母抚育,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而庶子交由嫡母抚育,则是堂堂正正的常规之举。尤其是,当正妻无出或庶子居长时,更是理应交嫡母抚育。因为,第一,从名份上讲,妻是夫的唯一合法配偶,嫡母是诸子唯一法定母亲,当然应由嫡母抚育;第二,妻的出身较妾为好,本人修养照理说也较妾为好,由嫡母抚育,可以抬高庶子的地位,所以不少妾也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交妻抚育。如果这庶子有可能承继宗祧,成为嫡子,则一定要由嫡母抚育。比如同治皇帝,就是由咸丰帝的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抚育长大的。所以他与慈安的感情,还要超过慈禧。 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不少庶子,甚至在襁褓之中,就被夺走,以至长大之后,与生母毫无感情。妾在家中,原本一无所有,唯一可指望的,也就只有儿子。现在,连儿子也被夺走了,那么她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 更残酷的是,妾与其子,不但有母子之实而无母子之名,而且,在名份上,还应视为主仆。子因有父的血统,所以是主子;妾尽管生了儿子,也还是奴婢。所以,妾不但对夫的嫡子必须谨守礼法,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随便教训和呵斥。有一次,赵姨娘在屋里训斥贾环,被王熙凤在窗外听见了,就教训她说:“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就说的很清楚了:有资格教导庶子的,只是父亲与嫡母。作为生母的妾,不但没资格教训他(他现是主子),而且根本就与他没有母子关系(与你有什么相干)。论辈份,王熙凤是赵姨娘的“倒媳”。但凤姐儿是妻,赵姨娘是妾,这就有主仆的名份。再加上凤姐儿说的在“礼”(即所谓“王熙凤正言弹妒意”),赵姨娘听了,也就一声儿不敢吭了。 由此可见,妾之与妻,其地位真不可同日而语。妻为正、为嫡,妾为副、为庶。正副嫡庶,不容混淆,不可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再三强调、视为国脉家本的基本原则。《左传》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妻妾不分,王后与嫔妃相提并论;匹嫡,就是嫡庶不分,嫡子与庶子等量齐观;两政,就是君臣不分,国君与臣僚权力相等;耦国,就是朝野不分,京城与都邑彼此抗衡。古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祸之源乱之本,因为它们破坏了封建等级秩序,只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关系上的紊乱。 正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宗法制度在首先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夫妇之别”后,又确立了“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这就在等级之中又设等级,从而把“身为下贱”的妾,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就在于她“来路不明”,不是“明媒正娶”。妾之“来路”,有从嫁、私奔、购买、收房、赠送、转让、赏赐、抢夺、变卖、官配等好多种,而根据这些“来路”,妾与妾之间的地位便也不相同。 地位最高的妾是“媵(ying)”。“媵”是赠送的意思。先秦时,诸侯娶他国女子(当然多半是公主)时,女方国君都要赠送几个女子作陪嫁,与女方国君同姓的其他国家也要有所赠送,颇有些像现在许多商号的“买一赠二”,买一套高档西服,赠送一条领带或一件衬衫一样。衬衫领带和西服当然不等价,所以媵的地位也比妻低,只能算是妾。据说有一次,秦伯嫁女于晋侯,因为从嫁之媵衣着华丽,结果“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这件事,曾被韩非子当做笑话讲,可见妻与媵地位并不相等。 不过,先秦时陪嫁的媵,往往也不是一般女子。她们或者是主嫁者的妹妹,或者是主嫁者的侄女,说起来也是贵族。依礼,媵者必须与主嫁者同姓。否则就是非礼。很显然,这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恩格斯所说的,“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妹妹也娶为妻”。大约也就是民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吧? 媵既为妻之妹、夫之小姨,地位当然并不很低。《尸子》推测尧嫁娥皇、女英二女于舜,乃是媵制,谓“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应大体可信,而娥皇女英,地位也大体相当。至少,媵之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妾。依唐律,“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可见媵是地位比较尊贵的妾。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媵与妻出于同宗,甚至同父同母,也是“合二姓之好”的桥梁。但是,媵又毕竟是“陪嫁”而非“主嫁”,是“副”而非“正”,所以,说到底,也仍是妾。 媵既为妾中地位之最高者,则后世的妾,便都努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媵,或者希望别人视己为媵。“姨娘”、“姨太太”这类称呼,大约便由此而来。因为上古的媵,确实多半是夫的小姨,当然也就该称之为“姨太太”了。此外,妻如对妾宽容,也可以称妾为“妹妹”,这也有抬妾为媵的味道,不完全是“哥们”、“姐们”的意思。 秦以后,“天下一统”,没有诸侯国了,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的通婚的媵制,也就逐渐消亡。不过消亡归消亡,遗风总还是有的。比如,妻死以后,与妻妹续弦的风俗就是。不过续弦者是妻,而不是妾。另外,陪嫁的风俗也有,但陪嫁的女子,多半是奴婢丫环,是婢,而不是媵。总之,媵这种制度,主要实现于先秦,且主要见于周制。 严格说来,所谓“二房”,即是在已有正妻之后,又“正式”娶来的妾。这里说的“正式”,也就是要符合纳妾的规定和手续。历代封建王朝,对于纳妾者的资格和妾的数目,都有一定之规,比方说“士一妻一妾”。当然,后世多有不执行者,变相纳妾,不计其数。但认真说来,士人之妾,也只能有一个,就叫“二房”。当然,即便只纳一妾,也要有正当理由,比方说“正妻无出”,夫家有“断子绝孙”之虞等。此外,也要经过父母批准(甚或指定)、妻同意等程序,并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样娶来的妾,已多少有“正式婚姻”的意味,因此其地位在妻之下,而在诸妾之上,故称之为“二房”,意味在妻妾中排名第二,是“第二把手”的意思。 不过,有的“二房”,则又系由夫的情人转化而来,即夫于父指定的妻以外,又私娶女人,甚至在正式娶妻以前,已私娶女人。依礼,“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该女既属“私奔”,当然也就只能作妾。比如《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尤二姐即是。贾琏先是娶尤二姐为“外室“,即在外面找间宅子养着。虽然也坐了轿子(但却是“素轿”,不是“花轿”)拜了天地,但毕竟父母不知,媒妁不证,也未经正妻批准,所以并不合法,只能叫“私娶”,实则是“偷情”。结果尤二姐这个妾,连“二房”的身份都来路不明,在荣国府中,一点地位都没有,连丫头仆妇们,都看她不起,甚至当面对她说:“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看来,尤二姐的“失足”,全在于“先奸后娶”四个字。所以即便后来死了,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待遇。贾母吩咐:“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 最常见的“非正式”妾,就是“由婢而妾”者。婢是一种女性家奴,地位极为卑下,所以往往只能充任“非正式”的妾。前已说过,正式的纳妾,是要经过一点手续的,而且,其所娶,也多为“良家妇女”,只不过一般家境较为贫寒罢了。比如尤二姐,就是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的妹妹。尤家是贾家的亲家,当然也是“良善人家”。只不过,一则尤父已死,家道中落,尤母又是继母,没有多少说话的资格;二则尤二姐是尤母改嫁时带过来的“拖油瓶”,并非尤家血脉,当然地位也更低,这才甘愿去作妾。但好歹,总是亲家府上的人。如果不是背了个“先奸后娶”的名声,又有凤姐使坏,则她在贾府的日子,倒也坏不到哪里去。 婢就不一样了。婢有两种,一种是“家生”的,一种是“外来”的。所谓“家生”的,就是奴才的女儿,自然仍作奴才;所谓“外来”的,也就是买来的,其中有终身买断的,也有短期服役的,也有随女陪嫁的。但无论哪种,地位都低。所以,纳婢为妾,竟不要什么手续,有时不过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即便这样的妾,地位也有高低。较高的一种是父母赏赐的。其所以地位较高,乃因为多少有“父母之命”的意味在内。所以,贾郝要向贾母讨她身边的贴身丫头鸳鸯作妾,那邢夫人便劝鸳鸯说:“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从这些话看,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也算较高的。她可以得一个“姨娘”的封号,算是半个主子。如果“生个一男半女”,还有可能与妻“并肩”。当然,这里很明显地有邢夫人的诱惑。因为赵姨娘(也是由婢而妾者)也当真生了“一男半女”(一个贾环,一个探春),又何曾与王夫人“并肩”过,谁又真把她当“主子奶奶”? 不过,由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不算很低,倒也是实情。比如贾琏的妾秋桐,原是贾琏之父房中的丫环。论地位,不但在凤姐之下,也在尤二姐之下。然而那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更是容不得“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尤二姐。而且,她向邢夫人告了刁状后,邢夫人还为她说话,骂贾琏说:“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指尤二姐)撵他,连老子都没了!”可见,这一类妾,因其颇有“来头”,也就有些威风。 由婢而妾者中地位较低的,叫“通房丫头”,又叫“屋里人”。既名“丫头”,可见尚未脱离奴婢地位而升格为主子奶奶;而所谓“通房”,实则就是“同居”。因为依礼,主子爷的房,原不该与丫头之房相通的。如今既然连房都通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所谓“通房”,无非就是“同房”甚或“通奸”罢了。从本质上讲,乃是主子对奴婢的一种强行霸占。 不过,即便这种霸占或通奸,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比如贾琏的“屋里人”平儿,薛蟠的“屋里人”香菱,便都是“正式”的通房丫头,都是“开过脸”,多少办了点手续的。这个手续,就叫“收房”,即“收在房中”的意思。婢女一经主子收房,就成了主子的专利品,其他人不得染指,也不再许配人家。如果这屋里人“运气”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升格为姨娘,分一间房单住。 可见,要当“通房丫头”,也要有一定的手续,例如“开脸”什么的。如果无此手续,就不算。比方说袭人,虽然与宝玉有过性关系,按薛姨妈的说法,也应该“算个屋里人”,但可惜,“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换言之,毕竟“妾身未分明”。因此,到宝玉出家时,袭人的去向归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很不喜欢袭人这个人,但她落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下场,却还是令人同情。 有可能变成“通房丫头”的婢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环,另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环。她们因为和主子关系特别密切,主子的饮食起居,一应生活琐事,都由她们料理,往往也就不太拘于形迹,也容易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甚或“爱情”。往往是还没有办什么手续,稀里糊涂、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性关系(如宝玉与袭人)。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来“开脸”,而女主人往往也比较能容忍。容忍的原因,一则因为毕竟多少有些“主仆情份”,二则也知道她们“翻不起大浪”,三则毕竟是自己的奴才,知根知底,怎么也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所以,不少主母,也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的丫头。 丫头即便收了房,也是丫头,断然摆不起谱的。不过,在丫头当中,也算是最有“脸面”的了。何况,她们毕竟是男女主人身边的人,要递个小话,或使个绊子,都很容易。某些小事,甚至还能做主。所以,其他仆人,往往还会来讨好她们。比如贾琏的通房丫头平儿的面子就够大的。她在“议事厅”外等着给薛宝钗传饭,那些仆妇们便又是递坐垫,又是端茶,极尽巴结之能事。之所以如此,除平儿人缘好外,手上多少有些权力和方便,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通房丫头”的身份是界乎妾与婢之间,那么,“姬”则界乎婢与妓之间。“姬”的本意是美女,而与妾合称“姬妾”的姬,则主要是指姬侍、家妓、家养的戏子等。她们多半是买来的,也有赠送的和抢来的,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也极低,这一点与婢相类。但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姬的任务则主要是娱乐耳目,歌舞升平,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与婢的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的生活往往比婢要优裕,既不必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可以东游游,西逛逛。个别“高级”的宠姬,还可能配上一些丫头以供驱使。 但是,不论姬们的衣着如何华丽,日子如何悠闲,她们终归是主人的玩物。主人“宠”她,正是为了让她好玩;主人“培养”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更好玩。所以,说到底,她们仍然是很卑贱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赵姨娘和戏子芳官等人怄气,探春便教训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这席话,很能代表“主子们”对姬的看法。 姬们既然不过只是“玩意儿”,那么,男主人要带她们到床上去玩,大约也只有从命的。但姬与妾的不同之处,在于妾只能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而姬却可以陪侍客人。比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里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的诗句。这就大不同于妾而近于妓了。妾无论是纳还是买,都是男主人的专有物。比如,唐人柳公绰纳妾,同僚想见见这个女子,柳就说:“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姬则不然,不但可以出面待客,侍酒陪宿,还可以被主人拿来送人,甚至可以用来换马或做赌注,所谓“一掷赌却如花妾”,这里说的妾便是姬。 总之,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然而,恰恰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姬妾,在许多时候,却又会比地位较高的妻,更有可能获得夫的疼爱。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中,情爱往往表现与夫与妾之间,而不是表现与夫与妻之间,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妻不如妾”。在中国历史上,风流皇帝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而夫妻之间的爱情反倒罕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要言之,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和严妇。 所谓“贤妻”,也就是“贤内助”。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做好一切后勤工作,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辅佐丈夫事业有成。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在女性不能外出工作,无法成就自己事业的历史条件下,这似乎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角色,是在“男尊女卑”和“夫主外、妻主内”的前提下设计的。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丈夫既然是妻子角色设计的中心,则一个妻的“贤”与“不贤”,便只有一个标准,即丈夫是否满意。显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男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的形成,又有气质、禀赋、教养、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谁能保证每个丈夫都有一个好性格?谁又能保证每个妻子都与丈夫性格相投?所以,一个妻子能否让丈夫满意,单从性格方面讲,就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婚前,不少是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的,哪里还会相互了解?在并不了解对方性格的前提下,却又要求妻子让丈夫满意,岂不是“神话”?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尚且有不少在婚后发现“性格不和”而吵将起来的,况乎父母包办者?然而,丈夫不满意,尚可尽情发泄;妻子不满意,却只能委曲求全。这就在一开始,便把作妻子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在她年轻的心灵上,投下终身难忘的阴影。 于是,为了作一个贤妻,妻子们便只好去揣摩丈夫的心理,适应丈夫的性格。说的白一点,就是去看丈夫的“脸色”。然而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压抑自己去适应别人有多痛苦,也不说这种适应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即便这些难关都度过了,也不能保证丈夫认定她是贤妻,因为丈夫的性格、兴趣和要求还会改变。丈夫变了,妻子反应不过来,还用老一套去奉承他,岂不又要自讨没趣? 再说了,丈夫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办得到的,也有办不到的。正如贾母训斥邢夫人时所说的:“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遇到这种情况,做妻子的,又该怎么办呢?可见,看着丈夫的脸色作妻子,是很难的。 更何况,一个标准的“贤妻”,不但应该让丈夫满意,而且还要能让丈夫成为一个“好男人”。比方说,让丈夫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有功名等等。也就是说,妻子不但有关心丈夫、照顾丈夫的义务,还有辅佐丈夫甚至教育丈夫的责任。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作母亲的是决不会认帐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坏事”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 在传统社会,当然没有多少妻子是愿意被休的,也没多少人愿意被责。更何况,丈夫事业有成,对妻子来说,也有不少实际上的好处。丈夫发了财,妻子可以“穿金戴银”;丈夫升了官,妻子可以“诰封命妇”。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倒还算“公平”:丈夫犯了罪,妻子要连坐;丈夫有了功,妻子也沾光。所以,一般的说,即便是为了自己的荣辱,做妻子的,也愿意丈夫能出人头地。 要做人上人,就先得去吃苦中苦。这里说的“吃苦”,也包括少享受一点性快乐在内。在传统观念看来,性是生育的手段。如果继统的问题已经解决,再过多地过性生活,那就是“淫”,至少也是“玩物”,而“玩物”是会“丧志”的。为了让丈夫不至于“丧志”,妻子便只有使自己变得“不好玩”。也就是说,变得不性感、没魅力,甚至无性欲。当然爱情云云,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非但如此,妻子对于丈夫“过多的”性爱要求,还有规劝的责任和婉拒的义务。这就等于自己断了自己争取爱情的“后路”。更何况,规劝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丈夫的一切“不良”习气或行为。女人原本爱唠叨,现在既然又有此权力与义务,更难免变本加厉。如果妻子说的在理,又有公婆撑腰,丈夫当然也无可奈何。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在心里讨厌妻子,甚或干脆不理她。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还有爱情吗? 从古到今,中国的婆媳关系,历来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好媳妇却又比做一个好妻子更为重要。因为礼已经规定了:“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孝顺公婆,和睦家人,比夫妻相爱重要的多。而且,在事实上,公婆对媳妇的处置权力也要大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讨丈夫喜欢,或与丈夫没有感情,但只要婆婆不发话,丈夫就休不了她,如蒋介石、鲁迅的原配都是。反之,如果婆婆不喜欢这个媳妇,要将她扫地出门,那么,夫妻感情再好,也无济于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陆游之妻唐婉都是。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些“聪明”的女人,都会把做好媳妇看得比做好妻子为重。比如,王夫人就整天在贾母身边转,讨贾母的喜欢,却很少看到她与贾政有什么感情交流。 按照传统观念,一个标准的“好媳妇”除了孝敬公婆外,还应该品性端正、作风正派、仪态端庄、不苟言笑,总之是知书达礼、循规蹈矩,切忌轻狂、轻佻、轻浮、轻慢。这些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无可挑剔的要求背后,实际上是“不准乱说乱动”和“不得浪漫活泼”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礼教有相当详尽的规定,有的还规定得非常具体而细致,比如,不可在婆婆面前喧哗、吵闹、打嗝、打喷嚏、打哈欠、伸懒腰,不能踮脚走路(但也不能走得很重),不能斜眼相视(当然更不能怒目相视,而应低眉作恭顺状),更不能吐痰、抹鼻涕。一个人,小心谨慎、恭敬拘束如是,还要能保持什么个性和魅力,那可真是天方夜谈了。 一个好媳妇,除了要“顺于舅姑”外,还要“和于家人”,这又是一个难题。中国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中,不但婆媳关系难处,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往往也很紧张。但是,一个“门风谨严”的家族,是决不允许有“内乱”发生的。这就只有对媳妇们进行规范和弹压。长嫂要克己,弟妇要谦让,每个人都要克制和压抑自己,又都要到婆婆那里去争取好评。自己的丈夫,也就不大顾得了啦!再说,白天在婆婆面前装模作样,做了一天的戏,晚上回到房里,筋疲力尽身心交瘁,实在也很难有什么兴致再和丈夫做爱。有这份精力,还不如琢磨一下明天怎么去对待婆婆、算计妯娌呢! 依礼,新媳妇过门以后,婆婆就要交出“治家权”,把这个家,交由媳妇去治理。其象征仪式,就是在拜舅姑礼毕后,公婆从客位下堂,媳妇从主位下堂。婆媳之间,从此便有主客关系的意味。但是,话虽这么说,痛快交权的,并不很多。有的会“垂帘听政”,有的竟“直接插手”。即便真正放权的婆婆,对家政大事,仍有最高裁决权,而媳妇则不过“办事员”罢了。要言之,媳妇顶多只有“治权”,没有“主权”。主权仍在婆婆手里,这是“家难管”的原因之一。 更何况,旧式大家庭那个家,本来就难管。所谓管家,无非是“治内”和“理财”。治内即管人,理财即管钱。这两件事,都不好做。前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后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肉中刺”。懦弱一点的,对付不下来,只好躲在屋里以泪洗面,让丈夫看了讨厌;厉害一点的,又难免被人忌恨,弄得自己形象不佳,让丈夫看了心烦。比如王熙凤无疑是好管家,然而贾琏却说她是“阎王老婆”、“夜叉星”。这些话虽是贾琏偷情时说的,并不完全作数,但王熙凤的治家已影响到他们夫妻感情,倒也是实。 剩下比较好扮演的角色,大约就是“良母”了。因为这无须做戏,全凭天性即可。事实上,在包办婚姻的家庭中,由于夫妻感情淡漠,婆媳关系紧张,妯娌之间不和,唯一可以倾注感情的也就是孩子。但是,过分地疼爱孩子,便难免会冷落丈夫。一个女人的“母性”越强,她的“妻性”也就越少。至少是,当着孩子的面,夫妻俩总不好过于亲昵,以免孩子看了,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毋庸置疑,当夫妻间的亲昵在日常生活中都被剔除出去后,他们之间就很难设想还会有深深的相爱。 确实,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对夫妻只要一生下孩子,他们的角色便会迅速地由“夫妻”转换为“父母”,“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娘”便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最常规的称呼。作为“已为人父”和“已为人母”者,如果还在床上颠鸾倒凤,或还在灯下骂俏打情,似乎是一种很丢人和很不自然的事情。孩子长大以后,便更是如此。中国的孩子似乎都很难想象和理解他们平时一本正经的严父慈母,竟会去干“那种事”,所以一旦偶然发现,心灵上竟会受到极大的创伤。久而久之,自然是做妻子的越来越“表现冷淡”,而做丈夫的则越来越感到“索然无味”。 道理也很简单:夫唱妇随,会把她变成跟屁虫;规劝进言,会把她变成唠叨鬼;恭谨守礼,会把她变成呆木头;善于理财,会把她变成铁算盘;严于治家,会把好变成母夜叉。又有谁,会喜欢跟屁虫、唠叨鬼、呆木头、铁算盘和母夜叉呢?更何况,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学习扮演这些角色啊!年龄幼小,环境陌生,孤立无援,众目睽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要求她的这一切,已属不易,哪里还谈得上与丈夫“产生爱情”?又更何况,在所有的这些角色设计中,根本就没有“情爱”的内容。既没有,她又该如何去做呢? 显然,明媒正娶的妻,尽管地位最高,但同时负担也最重,获得爱情的希望也最小。毋宁说,妻的尊贵地位,乃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换取的,正如所谓“夫妇别则父子亲”,中国家庭家族的巩固和维系,乃是以疏远夫妻关系来实现一样。 妾不必“规劝”丈夫,她没有这个资格;妾不必“侍奉”翁姑,公婆面前没有她说话的地方;妾不必“当家理财”,她自己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妾甚至不必“抚育子女”,因为教子乃是妻的职责。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丈夫的要求,让丈夫开心。任务不但单一,而且相对较好完成。因为所谓“姬妾”,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再说了,能让丈夫开心,自然也能让丈夫更爱自己。这种又讨好又卖乖的事,何乐而不为?而且,一个妾,如果能讨得丈夫的欢心,除了会引起妻和其他妾的嫉妒外,别人是不会来说三道四的,因为那原本是她的任务。妾让丈夫高兴疼爱,只能说明她“尽责”。 那么夫与妾打得火热,就不怕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吗?不要紧的。因为一般地说,有资格纳妾者,大多“功成名就”,有资格“欢愉余生”了。过去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做了朝廷命官,往往要干四件事,叫做:“备他一顶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娶他一个小。”这都是摆谱的事,而纳妾即在其中。如果功不成,名不就,也和妾颠三倒四,那就是妻治家不严,倒霉的还是妻。 说起来,这似乎倒也公平:封建礼数既然没有给妾那么多“礼遇”,妾也就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至少是,在丈夫面前,用不着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做淑女状。白天在老爷、太太面前,自然要低眉垂目,屏声静气,然而晚上在丈夫面前,却无妨一“浪”。同样的,丈夫在妾面前,也不用拘礼(妾无资格“受礼),同样可以放浪形骸。这样一来,夫与妾的性关系,反倒更加轻松如意,可以尽兴。所以,尽管妾大多不被当做人看,但有些妾,却可以得到真正的爱情。她们往往是先被丈夫看中,动了情,才被收为妾的。所以丈夫如果真爱她们,就会甚于由父母挑选的妻。比如贾琏把尤二姐弄到手后,便“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贾琏甚至对尤二姐说:“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所谓“妻不如妾”,此即证明。 当然贾琏是个喜新厌旧的混帐东西。后来他得了秋桐之后,又把二姐冷落在一边。所以贾琏的话,并不完全靠得住。但历史上倒确有男子与其姬妾产生爱情的事例。比如唐代诗人韩诩的爱妾柳氏,原本是好友李生的爱姬,才艳具绝,而极慕韩诩之才。李生知道了柳氏的心意后,便在宴请韩诩的席间,把柳氏赠给韩诩为妾。韩柳二人,情爱甚笃。安史之乱中,柳氏恐为蕃将所夺,乃剪发毁形,寄居尼庵,后来韩诩托人建议柳氏,并带去一首《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春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见词,不胜呜咽,复词《杨柳枝》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两首诗,凄婉美丽,格调高雅,没有奇才断然写不出,没有真情也断然写不出。 无疑,韩柳之爱,在中国古代,也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夫之于妾,都只是玩弄,甚或只是泄欲(如贾政之于赵姨娘)。但即便是玩弄,较与妻那种“例行公事”、“行礼如仪”,也总要多点私情,多点趣味吧?所以,夫更喜欢妾,是完全可能的事。何况妾一般都比妻年轻,比妻漂亮,在争宠方面,就更占优势。古人云:“娶妻娶德,纳妾纳色。”以色事人易,以德服人难。就连孔夫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好色者也。”当然“妻不如妾”啦!要言之,妾无地位,却有优势;妻居要津,却少真情。对于这种情况,被客客气气地冷落在一边的妻决不会满意,而一场妻妾之战也就在所难免。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丈夫纳妾,受到损害和伤害的,首先是妻;而妻妾之中,最有地位和权力的,也是妻。依礼,丈夫纳妾,须经妻的批准,然而只要有可能,妻们的态度也都很一致,就是“不批准”。 所谓有可能,也就是三条件:一、丈夫是个守礼的人,能坚持“纳妾须经妻批准”这条原则;二、妻家来头大,丈夫和夫家不敢得罪;三、妻为人较厉害,丈夫怕老婆。如果妻生有儿子,则反对丈夫纳妾就更有力量。因为丈夫纳妾,无论其动机如何,打的旗号,往往是“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如果妻已生有嫡子,夫再想纳妾,就少了一个“正当理由”。所以,怀头胎时,妻们无不盼望能生个儿子,以便确立自己在家庭中不可支援的地位;夫们则心思不一,有的还会巴望妻子生个女儿,以便自己能以“正妻无出”为由,弄他几房姨太太享用。 当然,如果夫很强霸,那么,不管妻同意不同意,也不管妻有否子嗣,他都可以照样纳妾;同样,如果妻很强硬,那么,夫想纳妾,也就永远只是梦想而已。 抗拒丈夫纳妾而最为有力者,大约在汉魏六朝。比如东晋的谢安,喜欢歌舞音乐,每以妓女相随,后来竟动念要纳妾,无奈其妻刘夫人立场十分坚定,坚决不予同意。岂但不同意,实际上谢安连口都不敢开。谢安的侄子外甥们知道了,便到刘夫人那里去做工作。做工作的办法,是谈诗,说《诗经》写得真是好呀,关雎、螽斯,都有“不嫉之德”。刘夫人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便问:这诗是谁写的?众人答,是周公写的。刘夫人便点头说,这就是了!周公是男人,当然这样写。如果是周婆做诗,你看她怎么说! 智哉刘夫人也!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什么“不嫉之德”,全是为男人着想的,何曾想到过女人的权益和情感?诸侄碰了这个钉子,再也无可奈何。而谢安虽然位高权重,居太保职,赠太傅衔,但也同样无可奈何。 由于汉魏六朝时,妻们的妒性都很强烈,夫们不少都夫可奈何,刘宋的明帝没有办法,只好叫虞通之撰写了一本《妒妇记》,希望能做点教育工作。 虞通之所撰《妒妇记》一书,记载了不少类似刘夫人拒绝同意谢安纳妾的故事。不过,最出名的“妒妇”,还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刘伯玉妻。 刘伯玉妻姓段,字明光,是西晋太始年间人。刘伯玉这人,看来有点莫名其妙,很喜欢在妻子面前朗诵曹植的《洛神赋》,朗诵完了,还要大发感慨,说是“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终于有一天,段明光女士忍不住了,说夫君为什么要如此抬举水神而轻视我呢?我要是死了,还怕不会变成水神?当天晚上,段女士便投河自尽。死后七天,托梦于刘伯玉,说夫君不是爱水神吗?我现在就是水神了。梦醒后,刘伯玉幡然觉悟,从此终身不敢过河,而段女士自沉之水,也就被当地人称为“妒妇津”。据说,年轻漂亮的女子一过“妒妇津”,河上便会骤起风波,而衣陋貌丑者过河,河上便风平浪静。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谚,说:“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段女士是妒及死人,荀太太则是妒及男人。据南朝沈约《俗说》云,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而荀太太为了监视丈夫,竟整天呆在丈夫书房里,来了客人便躲到屏风后面去。有一次,一位年轻貌美的桓参军来访,公事说完了,又多说了几句闲话,不料荀太太竟在屏风后面叫起来:桓参军呀,你会做人不?公事都谈完了,怎么还不走?弄得桓参军好生狼狈,只好拔腿就走。 有时,老婆醋性太大,还会惊动皇上。比如刘宋明帝朝尚书右丞荣彦远的妻因为吃醋,大打出手,伤了尚书大人的脸。明帝问:“我为治之,如何?”荣彦远随口答道:“听圣旨。”结果,皇帝当晚就赐药,把他妻子杀了。另外一位大臣刘休的妻子也是酸性颇大的人,明帝便亲自赐妾与刘休,并打了刘休正妻王氏二十板子,又命令刘休在宅子后面开一间小店,让王氏到店里去扫地。明帝如此处置,不但因为他本人极其憎恶嫉妒,也因为妻们的嫉妒,已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伦常造成了冲击,所以非治理整顿不可。 其实,嫉妒在两性关系中,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然而,中国人却把嫉妒全归于女性(这两个字皆从“女”,就是证明),甚至认为是女性不应有的心理,便不能不说是男性的霸道了。 纳妾一事,既然为封建礼教所容许,则妻之妒夫纳妾,成功率也就不会很高。于是,妻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妾进门后,极力进行排挤、压迫、摧残甚至谋杀。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贾琏之妾尤二姐,实际上便是为王熙凤所谋杀,其案情本身就可以单独成为一篇小说。历史上,正妻迫害、谋杀姬妾的事例也很不少。例如,汉武帝之后陈阿娇无子,便千方百计诅咒、残害那些生子的嫔妃。晋惠帝之后贾南风更为残忍,她一旦得知某位嫔妃怀胎,就用刀剖开孕妇肚子,把孕妇和胎儿一并处死,这就简直是骇人听闻。 当然,明火执仗杀人者毕竟不多,更多的还是搞阴谋。比如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见怀王宠幸魏国送来的美女,便对该女说,大王不喜欢你的鼻子。于是,该女每次见到怀王,便以袖掩鼻,希图得到怀王宠爱。谁知郑袖早向怀王进谗,说魏女嫌恶您身上的气味。结果怀王大怒,下令割去魏女之鼻,而魏女也就从此失宠。 如此看来,妻妾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你死我活。惹事生非、挑拨离间、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但凡政客间用得着、朝廷里用得上的手段,在这里也都有用武之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和家庭斗争,原本就有极为相似之处,即都是争夺一个男人的斗争,只不过将相们争的是国君,妻妾们争的是夫君罢了。但是,目的却都一样,即排挤他人,独享其宠。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又劳神费力的斗争。不过,有条件纳妾者,大多家庭殷实,妻也好,妾也好,都用不着下地干活、纺织谋生。她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原本发愁日子没法打发,便正好用来倒闲话、惹是非、捅漏子、搞阴谋。弄好了,可以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弄不好,也可以出出所、泄泄恨,至少也能开开心、解解闷。在那些人丁兴旺、妻妾成群的大家族里,除地位太低不敢参与、性格懦弱不愿参与者外,其他人对这种内部斗争,大都十分地热衷。 不过,在这场斗争中,妻与妾的态度和手法又往往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妻的态度和手法是“以攻为守”,即通过打击、排挤妾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妾的态度和手法则是“以守为攻”,即通过不断巩固自己的荣宠来实现打击妻的目的。因此,如果说“泼醋”是妻的常规武器的话,那么,“争宠”便几乎是妾的基本方略。 “宠”这个词,本意是尊崇、荣耀、恩惠等。《说文》说:“宠,尊居也。”《字汇》说:“宠,恩也。”不过,“宠爱”这个词,只用于尊者对卑者的爱。比如,君爱臣,则臣为“宠臣”;夫爱妾,则妾为“宠妾”。臣妾受宠,当然难免引起嫉妒。所以一来二去,宠字便带有贬义,而宠妾或宠姬也就难免和宠臣一样,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无论臣,还是妾,“争宠”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臣之于君、妾之于夫,有如奴之于主,都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能解除,又不能颠倒,而臣与妾的生死荣辱,又全系于君与夫一身,不争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更何况,妾与妻不同。妻的地位,受礼的保护。妻失宠,一般至多只是受到冷落而已,一个虚架子和假体面,大致上还是保得住的。如果她自甘寂寞,别人也就无可奈何。丈夫升了官,封诰命的还是她:儿子结了婚,受跪拜的也还是她。这些大场面,妾就上不了台盘。妾是没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人。一旦失宠,就“一无所有”,甚至有可能被妻扫地出门,所以妾非争宠不可。 宠是尊、是荣、是恩惠、是疼爱,怎么不好呢?因为尊、荣、恩、爱,都是相对于卑、辱、怨、恨。如果是“男尊女卑”,或许没有什么话说。但如果同是女人,甚至同是姬妾,却有的尊荣有的卑辱,有的得宠有的失宠,这口气,就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还了得?那失宠的三千佳丽,哪一个在心里不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宠虽害人,却又不可不争。争得了宠,尚有一日之尊荣;争不到宠,就什么也没有。所以,争得一天是一天。而聪明的姬妾,也都会在最得宠的时候,趁机向丈夫捞些好处,比如要一幢房子啦,多攒些私房啦,或者为自己的儿子讨个封号,要块地盘,谋个职事,留点遗产什么的,以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儿子和退路的,便在得宠时大肆挥霍,尽情享受,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固宠”。除了揣摩丈夫心理,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容颜风姿、巧言令色,投其所好地去讨好丈夫外,严防丈夫再纳新妾,也极为重要。因为纳妾者多喜新厌旧,要他们爱情专一是决不可能的,而新纳之妾,肯定会“后来居上”。所以,一到这时,宠妾往往便会与失宠的妻妾们捐弃前嫌,握手言欢,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共同来对付那一时半会还摸不着头脑的“小娼妇”,而一场新的斗争便又会揭开帷幕。 由此可见,姬妾制度是一种非常残酷、腐败、肮脏和不人道的制度。说到底,它只有两个内容,即男性对女性的欺侮玩弄和女性对女性的残杀迫害。无论哪个内容,都是罪恶。所以,姬妾制度是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过程中最不文明的东西之一。 姬妾制度不但是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毁坏和摧残,而且即便对于封建统治秩序,也不是完全有利的。妻妾相妒、嫡庶相争,不但会破坏宗法礼教所崇尚的和睦安宁的生活秩序,弄得家无宁日,而且弄不好还会动摇国本。因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制,皇族的“家务”就是“国务”,而帝位的继承又绕不过妻妾嫡庶这类问题。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因皇帝闹家务而弄得国无宁日的。最有名的,是明代万历朝的“立储”风波。万历帝的正宫姓王。据说十分地知书达礼,淑静端庄,深得万历生母李太后的喜爱,但与万历却不投缘,一直受到冷遇,也一直没有生育。皇后无出,皇帝也就没有嫡子。依礼,“无嫡立长”,皇太子的位置,当属皇长子朱常洛。但是这个皇长子有些来路不明,是万历帝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时,一时冲动,与太后一个宫女发生关系而生下来的。所以虽是长子,却得不到疼爱,而万历疼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却又是皇三子。于是,在立储问题上,万历皇帝便和朝中的“守正大臣”,打了十几年的拉锯战,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而大明王朝的气数,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 姬妾制度既摧残人性,又会给封建秩序带来麻烦,何以又能维持数千年之久呢?原因当然很多,如论者常常说到的“私有制为万恶之源”等等即是;此外如宗法制强调血统必须由男子继承,多子多孙是福等也是。但有一点,却是论者向所忽略的,就是中国传统婚姻之无爱。中国传统婚姻无爱,夫妻感情淡漠,而男子欲寻真爱,便只有依靠姬妾。因为妻是父母指定的,媒人介绍的,能不能在婚后产生爱情,完全要靠运气;妾却是自己看中的,有的在婚前便已有感情,当然也就可靠得多。因此,古代男子之纳妾,除了摆说(表示自己有地位)、夸富(有钱可以买妾)、娱情(以妾之美色技艺娱乐耳目)和泄欲外,还有少数人,则是为了体验爱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他们在妾的身上也体验不到爱时,便会把目光转向婢女,于是也就有了“妾不如婢”的说法。 婢这个字,一看就明白它的意思:卑贱的女子。《说文》曰:“婢,女之卑者也。”《广韵》曰:“婢,女之下也。”在上古,她们原本是没入宫府的罪人眷属,后来又泛指女仆。很显然,她们带有奴隶的性质,所以人们又往往将婢称为奴婢,或者男曰奴女曰婢,全称奴婢。 如果说妾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是“人下人”,那么,婢的地位就可以说“不是人”。探春就说过芳官之类的戏子,不过是“玩竟儿”,阿猫阿狗一样的东西,就因为她们名为戏子,实则奴婢,是只唱戏不干活的奴婢。但无论何种奴婢,地位都十分卑下,主人们想拿她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辱骂、毒打,是家常便饭;赐死、杖毙,也不怎么犯法。比如读《红楼梦》,便常可见到诸如“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或者“仔细明儿个揭你们的皮”之类的话,真“打烂了”或“揭了皮”的事也不是没有。因为依法,杀婢不过“杖一百”或“徙一年”,并不需要抵命,而一些权贵豪门,只怕连这点处分也不会受。例如唐代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杀婢不计其数;房孺复妻崔氏一夕就杖杀侍女二人,埋于雪中;韦皋做了高官后,出于报复,竟将当年在岳丈家对自己无礼的婢仆全部杖杀,投入蜀江。 婢女们既然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便更谈不上守住贞操了。男主人猥亵、玩弄、奸污婢女的事,简直就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如果说纳妾还多少要办点手续,占有婢女则是什么手续也不用的。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生了儿子,或主人特别宠爱,可能会补办手续,给她“开脸”,封为“姨娘”。一般情况,都是“妾身未分明”,稀里糊涂没个名分。比如平儿、袭人,算是有“头脸”的婢女了,但她们也说:“你听见哪位太太、老爷们封了我们做小老婆?”可见并无名分。因为没有正式名分,所以即便为主人生了子女,也常常得不到承认。比如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母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了小玉。霍王死后,兄弟们根本不承认她们母女,把她们赶出府去,而这位说起来也是“王爷骨血”的霍小玉,便不但当不成公主,而且只好去当妓女。婢女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封建伦常制度中的“名分”这个东西,是一种用心十分险恶的设计。从表面上看,它不过只是要维护一种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骨子里,却是要取消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使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任何名分,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只有在一定的“团体”和一定的“关系”中,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家族、家庭;这种关系,可以是君臣,也可以是父子、夫妇。一旦失去这些团体和关系,名分就没有用。比如贾府集团一朝倾覆,土崩瓦解,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的名分就立马失效,奴才们便立马犯上作乱,巧姐儿也差一点被卖掉。 所以,要获得名分,就必须寄身于某一团体。而且,一个人在团体中的名分越高,他对团体的依赖也就越大。最害怕“国破”的是国君,最害怕“家亡”的是家长。国破家亡,国君和家长便什么都不是。可见,一个人要想获得和保住自己的名分,就必须与某一团体认同,而团体的意识越强,属于个人独特的东西就越少。我们只要看看历史就知道,那些青史留名的忠臣孝子、烈女贤妻,差不多都是严于律己,一再克制自己的人。而那些身败名裂的乱臣贼子、娼女淫妇,则多半放浪任性、胡作非为。中国戏剧舞台上,坏人的戏总是比好人的戏好看,原因也在这里:好人必须守规矩,而坏人可以任性。 但是,“名分”又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所谓名分,无非尊卑贵贱之别。这“尊卑贵贱”四个字,既是诱惑,又是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尊贵的地位,那就有资格被尊重、被敬畏,别人就不敢小看他和欺侮他,他反倒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这无疑是有诱惑力的。相反,一个人如果处于卑贱的地位,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践踏、污辱,别人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己也只有“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这无疑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们便都会争取一个好的名分,也就是所谓“攀高枝儿”。 于是,封建伦常制度的险恶用心在这里便很顺当地得到了实现:既然大家都想争取和保住自己的名分,那好,就请交出你心灵的自由来! 封建伦常秩序首先确定了“男尊女卑”的原则,这就等于把一半左右的人打入了卑贱者的行列;又确定了“主贵仆贱”的原则,则又等于把大多数人划归卑贱。因为即便出将入相,也不过是“皇上的奴才”;即使明媒正娶,也不过是“公婆的奴仆”。这显然是既不妥当又有风险的。但是,设计者在这里又玩了一个花招,即实行多重取向的立体等级制度。“男尊女卑”是一个标准,“主贵仆贱”又是一个标准,这叫“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标准”。对于女性而言,则还要多一个标准,即“妻贵妾贱”,而妾又分好几个等级。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贵贱,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了。比如,妻对夫而言是卑贱的,但对妾而言又是高贵的;而妾虽较妻为卑贱,但对仆(包括男仆)而言又较为高贵。如果这妾的丈夫竟是“至尊天子”,则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得对她俯首称臣。既然一个人的贵贱是相对的,那么,他的心理就比较容易平衡。因为他自己固然在某些人面前很卑贱,但在另一些人(人数还可能更多)面前却又很高贵;他固然必须对某些人低眉垂首,但却可以对另一些人趾高气扬,可不就平衡了? 贵贱不但是相对的,而且还是可以浮动的。妾有可能“扶正”为妻,婢有可能“升格”为姨娘,豪门权贵的家奴放出去,没准就是县太爷,而穷酸饿醋的布衣书生,也可能一跃而为卿相。“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贵贱的相对让人心理平衡,贵贱的浮动又让人蠢蠢欲动。这种既安于“本分”又要争取“名分”的心理,便正是设计和建立这种制度的预期目的。因为正是在这种既安分又不怎么安分的心态中,人们就将既心甘情愿又不知不觉地交出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力和内心世界的自由。 女性就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她们首先被整体上规定为男性的附属品;另方面,她们自身等级的相对性和浮动性又特别大。一个女人,如果攀上了“高枝”,为位高权重者所宠爱,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真可谓“鸡犬升天”,父母家人,一并受益。正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当然也就“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在这种名分的剧变中,受益方所付出的,只不过一个小女子的身体罢了。投入不多,红利却极为可观,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那么又有几个女人,不做这种一夜暴富的美梦;有几个家庭,不想有朝一日,也能“可怜光彩生门户”呢?你看那金鸳鸯的嫂子,一听说贾赦要纳鸳鸯为妾,不是高兴的狗颠屁股式的跑来游说,一个劲大叫“天大的喜事吗”? 可惜,正如鸳鸯所说,“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现实生活中,真正一下子就变了名分,可以由卑贱者升为高贵者的有几个人呢?没有几个。然而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也就足以让不少人“白日做梦”了。这也正是封建伦常制度设计者的用心险恶之处:扔出一根骨头来,让饿狗们去疯抢,他的日子可不就太平了? 有可能看透这一点的,大约也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婢。无论从“男尊女卑”看,还是从“主贵仆贱”看,婢都处于最底层,离“高贵”二字,真是“十万八千里”。不要说弄得“姊妹弟兄皆列士”是断无可能,便是爬上一个“姨娘”的位子,也好生不易。鸳鸯便曾警告平儿和袭人:“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你们且收着些儿罢了,别忒乐过了头儿!”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认识。 更何况,即便做了姨娘,又怎么样呢?赵姨娘刚想摆点儿谱,就被戏子芳官一顿抢白:“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至于给家族带来好处一节,鸳鸯看得更透:“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也就是说,作为最卑贱者,婢在这样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盼头和想头。也许,像鸳鸯这样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婢女,可能根本就不去想。 没有盼头,就不必去讨好;没有想头,就不必去逢迎。也就是说,作为卑贱者,婢女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主动适应等级制度,更没有必要去为了维护这个制度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从人身关系讲,婢女们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婢女亦然。她的心,无论如何还是属于她自己的。封建统治者可以残害或占有她们的身,但只要她们不为名分所诱惑,便任谁也无法占有她们的心。因为大不了,还有“死路一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反正婢女活着,也未必比死好多少。倘若拿定主意“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谁又能夺走她的心? 像鸳鸯这样看透人生的,在众多的婢女中,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很值得深思。试想,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为名利所诱,而坚持心灵的自由?能看透这一切的,也就是那些不再有想头和盼头的。而一个人如果能不把那些世俗的“功名”放在眼里,他也就能不为其所束缚,并因此而自由起来。所谓“卑贱者最聪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位贱一身轻”。 于是,地位最为卑贱的婢女,便有可能心灵最为自由。请注意,这里说的只是“有可能”,而事实上人很少。就大多数婢女而言,自由无疑是一个太陌生又太遥远的东西。她们要考虑的,只不过是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不挨打不挨骂就很好了。也就是说,她们都很“单纯”。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单纯”,才有可能引起男主人的“真爱”。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爱情,是必须单纯的。它容不得半点功利的考虑。但是,无论是妻还是妾,她们对夫君的感情,都不可能不掺杂功利的内容,因为她们都有“名分”。因此,至少是,她们对丈夫的“爱”,便多少带有“以固宠而保名分”的目的,从而带有讨好卖乖的味道。这时,婢的相对单纯(也只是相对而已),便至少会引起男人的一种“新奇感”,甚至有可能(尽管非常少)发发展成一种罕见的爱情。 不能说这种爱情全无可能。大观园里一个地位极低的丫环四儿就曾对宝玉说过同月同日生就要做夫妻的“玩话”(实为情话),而宝玉对晴雯也确有刻骨铭心的爱,这就从男女主仆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种爱情的可能性。诚然,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公子与婢女,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与公子哥儿产生爱情的,只应该是千金小姐,卑贱的婢女岂能与高贵的公子比翼齐飞?然而,人毕竟是人。少男少女的一见钟情和真心倾慕,是并不按老朽们设计的等级制度来操作的;而强加在婢女们身上的卑贱,也未必能扼杀其女性的情愫,更不用说遮掩少女的清新了。少年公子的翩翩风度难免会让这些情窦初开的少女悄然心动,而清纯少女的天真烂漫也足以使多情少年为之倾心。一种“不般配”的爱情便有可能这样产生,尽管其结局有不少是悲剧。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男性主人对婢女之爱的两种情况:“闲取乐”和“不了情”。就总数而言,当然是前者多,后者少。但是,即便是关乎爱情的,逢场作戏也可能弄假成真。“始乱之,终弃之”,固然不少;“始戏之,终爱之”,也未尝没有可能。至少,当他们与婢女做爱时,因为较之与妻妾的关系更少功利性,则得到真正性爱快乐的可能性也更大。“妾不如婢”,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妻之外,可能与男子发生性爱关系,甚至有可能产生爱情的,首先是姬妾,其次是娼妓。当然,如同纳妾一样,嫖妓也是旧社会的事。 什么是娼妓?娼这个字,本写作“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乐人。《说文》曰:“倡,乐(yue)也。”《广韵》曰:“倡,优也。”这个“优”,不是“优秀”,而是“俳优”、“优伶”,也就是戏子、艺人。同样,妓也是这类人物。《广韵》曰:“妓,女乐。”要言之,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定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伎俩”、“伎痒”。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上古时代,倡主要是声乐和器乐演员,妓主要是舞蹈和杂技演员。此外,倡有发歌、领唱之意,伎有随同、伴侣之意,则大约领唱者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为伎。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为区分起见,我们就把前者称为“倡伎”,而把后者称为“娼妓”。 那么,歌星和舞女们,怎么又会变成了男人们的婚外性对象呢?换言之,“倡伎”怎么会变成“娼妓”呢?这就必须略微说一下上古歌舞杂技的性质。 在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包括音乐、舞蹈乃至杂技和歌舞剧在内而统称之为“乐”的东西,原本是用来敬神和媚神的,带有巫术和宗教的性质。因此有人便根据西方妓女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说法,推论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曾有过“巫娼”。所谓“巫娼”,就是女巫充当娼妓,与并非丈夫的男人行淫。这种说法,因为在史书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目前还难以成立。不过,在远古生殖崇拜活动中,倒是确有性行为的。这些婚外性行为,当然也有可能以女巫为对象。但这种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娱神”,而非为了“泄欲”,当然也不收费,所以很难说就是后世娼妓之起源。 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了“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贵族奴隶主们在观赏音乐歌舞之后,要求她们再进行性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则远古原本有与巫女(同时也是舞女)性交的传统,二则舞女们现在也成了奴隶,成了玩物,当然无权拒绝。于是,“倡伎”的任务和性质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献艺”,现在则增加了“献身”;以前只需要掌握台上的技艺,现在则也许还需要床上的技艺。包括男性的倡,也要为有同性恋嗜好者提供服务。直到民国期间,达官贵人们的玩相公、狎娈童,也仍以男戏子为对象,即其遗风。 宫妓就是皇宫里的倡伎,系由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歌舞团”直接演变而来,主要从事音乐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会等礼仪活动之需。其中极个别的,大约也要提供性服务,不过多半是“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她们也常常被当做礼品和奖品,赠送给诸侯或赏赐给大夫。这种赠送和赏赐,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色情间谍”和“糖衣炮弹”。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国赠送“女乐二列”,结果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致使一个名叫由余的“圣人”愤而离去。秦国立马将由余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派公子郊迎,拜为上卿,于是秦国国力大增,“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女乐之“功”,真不可磨灭。 家妓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妓、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演变为“家妓”。汉代即有畜养家妓之风,至南北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了。 家妓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严格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操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